日本“人質危機”拷問安倍外交【2】

首先，是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去年7月，安倍已經以內閣決議的形式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安倍要做的是在國會一舉通過與解禁集體自衛權相互配套的一系列法案，比如出台能夠可以順利派兵海外的新《自衛隊法》等法案。不過，給人以莫大諷刺的是，安倍聲稱的通過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系列配套法案，是為了日后能快速派兵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但“人質危機”表明即使新的《自衛隊法》獲得通過，日本政府也未必能夠及時高效地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人質危機”充分暴露了安倍所謂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本質——乃是為日本擴軍備戰、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的軍事影響力做戰略鋪墊。

但是，正如《日本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安倍為提升“日本國際安全角色”而沖昏了頭腦，忽視日本欠缺應對能力及低估日本民眾在海外面對的風險，“人質危機”更加“凸顯了安倍政府的天真”。

其次，是修改《和平憲法》問題。國際輿論普遍關注此次“人質危機”與安倍修憲是否有關聯，多數預測認為安倍會利用此次的“人質危機”作為修憲的“充足理由”：即現今的《和平憲法》嚴禁與他國交戰，而“人質危機”說明《和平憲法》已經不能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修改《和平憲法》勢在必行。其實，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與修改《和平憲法》並沒有必然聯系，“人質危機”只是安倍修憲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要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最主要的是應該修正日本的外交政策。

此次“人質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安倍外交一味緊隨美國的“結果”：安倍再次上台以來，緊靠美國，外交政策“唯美國馬首是瞻”，配合美國的中東“反恐戰略”自然也不例外。安倍訪問中東時提出的“2億美元反恐援助”，本質上也是做給美國看的。正是這種“全力倚美”的外交，在此次“人質危機”中暴露出了極大的“軟肋”——“伊斯蘭國”就認為，日本不是一個親“伊斯蘭”的國家、而是一個“極端親美”的國家。這種一邊倒的“親美外交”，讓安倍的外交回旋余地變得越來越少，“人質危機”清楚表明了安倍外交是“自縛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