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國籍【4】

包袱裡的棉花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辦公樓的會議室裡，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創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畫作。

館長張建軍指著這幅畫對記者說，在距離這幅畫不到兩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萬人坑”。

“看到和平的時候一定要想到過去。”他說。

這位現任的“30萬遇難同胞的守靈人”，把歷史問題比作是挂在中日兩國民眾身上的包袱。“這個包袱平時沒有重量感，因為裡面裝滿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時候，這個包袱會變得越來越沉。”

張建軍的一本書裡夾著一個空信封。封面既沒有署名，裡面也沒有信件。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岡崇光在參觀完紀念館后交給他的。裡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學做講座時的講課費，捐給了紀念館。

村岡崇光后來在寫給紀念館的信中說：“我不能接受從被我的同胞傷害過的地方得到的回饋，哪怕是給我一塊錢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來參觀紀念館。如潮的參觀者隨著那段歷史“順流而下”，年近80歲的村岡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齡相仿或者稍長一些的中國參觀者時，卻“不敢面對和直視他們”。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淚，說明詞是“請為她拭去眼淚”。村岡崇光在她面前靜立了幾分鐘，拿起手絹輕輕擦拭著塑像的臉龐。

他在信中還寫道：“對於我而言，南京有特別的意義。曾任航空參謀陸軍中佐的先父村岡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駐南京。”

來為先輩贖罪的日本人還有很多。多年前，紀念館曾經還有一位日本志願者，也是為父親而來。

她時常坐在講解員辦公室的拐角上，在一個台燈下默默寫字。一本厚厚的記事本上，全都是紀念館牆上懸挂的講解詞的日文翻譯。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狀，一頭整齊的短發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終挂著一張“國際志願者服務証”，小挎包裡隨身裝著記事本。

她視力不佳，在看講解詞的時候，需要盡力將半個身子前傾，臉幾乎貼到展板上。那些解說詞需要講解兩個小時，她從每一塊展板上面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語言，把它們重新組織起來。展板上的日語大都是由中國人翻譯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語來講述這些故事。

這位60多歲的老人叫黑田薰，來自大阪，她在紀念館附近的賓館裡租了一個小房間，平時就在紀念館裡為日本參觀者提供講解服務。

周一休館，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尋找拉貝故居、北極閣遇難同胞紀念碑等二戰遺跡。她不懂中文，但總能碰到給她帶路的中國人，有人會送給她胸花作為禮物。

離開后，她在給紀念館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還遠遠不夠，但哪怕一點微薄之力，我也要懷著對南京的熱愛，在日本不斷大聲呼吁，不斷地將歷史傳承下去。”

她的父親，也曾是侵華日軍。

這些年，到紀念館參觀的日本人難以統計。他們的出現常常悄無聲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與任何人交談。在他們中幾乎達成了一個共識——“絕對不能說日語”。

他們只是默默觀看，默默離開。

隻有在日本生活過多年的工作人員，能夠從他們的發型和穿著上，發現一些端倪，彼此心照不宣。

對於紀念館的秘書而言，帶日本友好人士參觀紀念館，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活——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難題不是語言，而是周圍參觀者的目光。

如果發現有國人長時間停駐、觀察，秘書往往會上前打招呼，告訴他們，這些日本人是“正視歷史”的。

但也碰上過有人控制不住情緒，丟下一句“日本人就應該來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多故事發生。

館長張建軍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時至今日，我們究竟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銘記那段歷史？ “1937年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了80年，三代人過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時候了。”

他幾乎每天都要在這個紀念館裡走一遍。盡管如此，他說就連自己有時候“心裡也會起波動”。

“當前大屠殺紀念館主要部分建成於2007年，當時強調的主題是人類‘浩劫’。10年后，紀念館主題或許從‘浩劫’轉向為‘記憶’。‘浩劫’有一種情緒，罪惡事件本身就能引發一種情緒。但記憶是一種冷靜的回顧和反思，我們談愛國不能再用頭腦發熱的方式，而是思考怎麼團結和自強。”

他說，那些戰爭的受害者，比如曾經的慰安婦，都是因為國家貧弱，而為國受難。而“尊重、幫助、補償那些因為國弱而‘吃了苦’‘受了難’‘丟了命’的人，這就是一種銘記。”

在他看來，“砸日本車”“抵制日貨”“在網上罵日本人”都不是銘記歷史的方式。“真正的銘記是我們比別人過得好、比別人更有素養、在各自領域比別人做出更好的業績。”

張建軍說這些話時，語調沉重而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