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過那片水域
每當有新生入學,石川果林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你為什麼學日語?
以前的學生都會說,是父母讓我們學的,方便找工作。現在的學生說得較多的是喜歡動漫,想聽懂。
問這個問題的並不隻有她。不過在她看來,意圖卻不同:“我的出發點是學習的動力和發展方向,而有人的意思是‘你為什麼學這種敵人的語言’。”
當她從日語課堂上走出,就一下子淹沒在南京的人潮中。她擁有中國媽媽共同的煩惱:抱怨孩子壓力太大,每天都在寫作業。“應該像日本的小學生一樣,放學就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團活動,去鍛煉身體”﹔自己的孩子和別人家的孩子鬧矛盾,把對方給咬了,她拎著水果登門道歉。
隻有在上日語課和跟孩子用日語對話時,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質。她的中文閱讀有些吃力,輔導孩子做一年級的數學應用題都十分費勁。哪怕題目是“下列哪些是大於10的偶數”,有時她讀完一遍也看不懂題目。
三個孩子中,她最擔心內向的老二。有一次在飯桌上,石川果林隨意問了老二:“在學校有沒有人欺負你啊,說你媽媽‘小日本’‘日本鬼子’?”兒子的回答是:“隻有我們班一個老師常會講這種話。”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假的?”兒子笑著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復。她愣了一下,自言自語了一句“我的肝啊”。
她意識到自己孩子身上內在的矛盾已經開始顯現——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國人,也是日本人。
“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問我歷史的真相是什麼時,我真的無法回答。真相隻能自己去尋找。”她說,這是他們需要承受的壓力。
她希望孩子們以后能夠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工作兩年,再來思考這些問題。
2017年元旦,兔澤和廣回了一趟大阪,這是他來中國24年后,第一次回家“過年”,他感嘆大阪沒有以前人多,也沒有人穿和服“過年”了,不如中國熱鬧。
他回家看日本的新聞,會格外注意與中國有關的言論。就個人感受而言,他認為自己聽到的“中日要搞好關系,亞洲一定要團結”的呼聲越來越多。“以后中日肯定會越走越近。”
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發達得像建了一個地下城市,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南京新街口的世貿到中央商城直線距離不過100多米,卻要上上下下過地道,打通不就好了嗎?”
可過完“年”,3天后他又回到了南京。他說他離不開南京。
“人的存在是因為世界還需要他,而我還在南京,証明這裡有人需要我。”在南京,他每天24小時開著手機,總會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為生病需要他推薦醫生,因為發生糾紛需要他出面調停,或是因為簽証到期半夜打電話求助。
時至今日,他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到達南京的日子——1993年3月10日。
坐了一夜火車,他從南京站走出,打量了一眼這個城市:藍天白雲,陽光映射在“金陵明珠”——玄武湖上。
他拿出一張地圖,發現目的地在湖的另一頭。當時,一句中文都不會的他,用日語在心中自嘲:“難道我要游過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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