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中纠结 日韩学生与英语的漫长较量【2】

日本:

学还是不学,这是个问题

日本人对英语的态度经历了几轮转换。说起来,日本人以国家政策的方式鼓励学英语比中韩两国早得多——早在1806年,敏锐地嗅出世界风向要变的江户幕府,就下令在长崎开设英语教学班,培养翻译人才。但悲剧的是,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没找对师傅——第一批请来的外教都是荷兰人(当时日本在西洋诸国中只跟荷兰有接触)。所以一直到1853年佩里叩关时,学了半个世纪“荷兰式英语”的日本人也没张开嘴。日美第一次接触时双方用的翻译还是中国人。

在学英语这事儿上,日本人也狂热过。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派急于脱亚入欧,有人就建议天皇,应该改立英语为国语,甚至要逐步废止日语。这么过火的建议当然遭到了普遍反对。反对者也不啰嗦什么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是直接刺杀了主张全盘西化的首相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这才又稍微“中庸”了那么一点。

“立英语为国语”的狂潮刚过去。从20世纪初起,“英语废止论”又在日本抬头。连学英文出身的大文豪夏目漱石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过分强调英语,“给人一种我们是英国附属国的印象,这对于大日本来说是一种耻辱。”在这个问题上叫得更响的是日本陆军,在他们的支持下,二战期间日本干脆将英语教育完全废止掉了。这帮人吆喝“英语无用”其实很有点公报私仇的意思。当时日本陆军从幼校就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系统,陆军军校里教德语、俄语、法语甚至汉语,但就是不学英语。所以英美是日本陆军最不了解的对手,敢打太平洋战争,也是仗着这份“无知者无畏”。捎带说一句,与陆军迥异,日本海军是个“全英文”军种,因此对敌我真实实力比陆军清醒得多。可惜在当时的军国主义政府中,海军从来没说了算过。

二战后,由于受到美国影响,日本的英语教育进人了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英语学习热潮后,到1960年,日本已经率先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英语学习体系,有能力将英语作为必修科目贯彻于整个高中教学中。然而,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围绕英语的“再检讨”成为了日本社会热议的问题。与日本英语教育普及化同时到来的,是英语教育的单一化、应试化。人们开始指责强制性的英语学习阻碍了学生的多样性发展。有鉴于此,日本文部省开始尝试鼓励学校进行多元化英语教学,同时停止了将英语作为硬性指标纳入教育选拔体系的进程。

与战前“废止英语”的无理取闹不同,日本战后对英语教育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更多是出于理性考量。由于没有将英语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硬性标准,日本的人才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利用——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领奖时第一句话就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英语)”这话不是谦词。学生时代怎么学英语也学不好的益川,一直到成名后都不太会用英文拼自己的名字。有记者曾问益川“如果(诺贝尔奖颁奖)一定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益川干脆地回答道:“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这样对英语一窍不通却又不肯屈就的物理天才能不被埋没,真得好好感谢日本那套灵活的教育体系。

从2003年起,由于感到国际化的进一步加速,日本文部省开始对实行多年的英语选修教学制度进行改革,如在高考中将外语(原则上是英语)设为必考项目,并逐步加大在各级学校中对英语的培训力度。此次文部省将英语教育提前至小学三年级,其实正是这次新一轮“英语热”的反应。

比之于韩国在英语学习中“一面倒”的疯狂,日本与英语间反复数次的若即若离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日本在对英语学习的问题上比韩国摸索了更久,认识也当然更加全面。对英语的重视,让日本完成了它两次国力的崛起。而对英语的“不重视”,却又为日本在人才培养上避免了不必要的虚耗。时至今日,英语教学虽然在日本经历了几轮加强,但仍然没有获得像韩国那样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这种审慎而理智的态度,或许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