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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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指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导致这一误读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比较找错了参照物。

最近，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编辑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写的题目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的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冯艾盟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国际经济》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对日本的错觉：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之谈》的文章，并指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即认为关于日本经济低调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文章较短，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对其主要观点却颇以为然。该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显，即美国政府被所谓 “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而在中国，受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从媒体到学者、官员等各个层面也都或多或少为“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对日本经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而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日政策的判断。拨开迷雾，辨明“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还原日本经济的真相，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的全面、清醒的认识。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见诸报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又有媒体提出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续。在媒体的渲染与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而且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失去的三十年”即将接踵而来。原来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日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日本似乎已经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当今的日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伪命题。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失去的二十年”

诚然，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轻人收入明显减少，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以及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这些可谓“失去的二十年”之实。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本质来说，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日本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必要代价”。

人们对“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释是日本处在追赶阶段、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2）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3）引进技术赶超模式；（4）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5）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等。此外，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惯常做法，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 “日本株式会社”、国家的“行政指导”、各种限制竞争和保护国内市场的烦琐的规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主银行制、银行的“窗口指导”等都应属于“日本模式”的范畴。应当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质特征，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将人、财、物、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强有力的官僚统治下，官民一体，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主银行制，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但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和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1）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过多的规制和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原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特征是供需差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供给过剩所引起的。

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就业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指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来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据此，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也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 “安倍经济学”，也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也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长期的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