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2】

记者：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听说您希望努力将训读法传承下去？

石川忠久：汉语训读法是公元八九世纪在日本确立的，即在汉文字上注训点，按日语的文法读汉文。正因为有了训读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废止后，日本人也没有在阅读汉籍上产生困难。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发明。即使在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学者们虽然不会汉语，也照样能够自由地作汉诗，研究和阅读汉文。当然也有人主张直接用汉语读中国古典，我在东大时的主任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他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必须从汉语开始，训读不能解决问题。这姑且可以说是一种观点，但为此要抛弃训读，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汉文训读是前辈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摸索出来的一个重大发明，基于这个发明，中国的古籍稍加标示，就能像日语的文章一样阅读了。

目前训读在学校里已经渐渐不用了，因为在国语里汉文只占少部分，授课的老师也因为水平不高而无法教好学生。我现在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为此而做的，即为了提高年轻教师的汉文水平，组织讲习会。我不希望这样伟大的发明轻易失传。

我并不否认学习汉语，学汉语是必要的。读汉诗的时候，比起训读法，用汉语朗读会体会到汉诗的韵律，但是研究学问则不一定必须要会汉语。这个结论的证明就是江户时代的文人。江户时代由于锁国政策，不可能从中国请来教师教授汉语，但是人们没有感到阅读的困难。所以说，不懂训读，就不懂江户时代。

记者：汉诗与汉文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石川忠久：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构成日本文化基础的是汉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使是近现代时期也是如此。比如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文学是日本人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个宝库。如果我们要鉴赏夏目漱石的文学，就必须面对构成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础。不止夏目漱石一人的文学基础是由汉文构筑的。所以，离开了汉文就无法谈论日本文化。

刚才列举了夏目漱石作为例证，实际上，汉文是江户时代所有文化人的基础。比如我们要研究松尾芭蕉，就必须要研究他深厚的汉文修养。因此，学习汉文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础。我们要争取像以前一样，将汉文作为独立的学科，有一定的学时，一定的分量，有充实的内容，不能虚于应付。

记者：请您谈谈“全国汉文教育学会”的情况。

石川忠久：这个学会的前身是“大学汉文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83年。我接任会长后，于1984改名为“全国汉文教育研究会”。就是说，它是由全国的大学、高中和中学里与教授汉文有关的教师组成，现在的会员有1000多人。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今年预定在福冈大学召开。每年出版两期《新汉字汉文教育》会刊。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杂志，也许我说它好，有点自吹之嫌。此外，我们还经常召开讲演会、讲习会等，开展汉文教育启蒙活动。

记者：您对今后的中日学术与文化交流有什么期待？

石川忠久：我1984年参加兰州“唐诗研究大会”，1997年、2000年参加庐山的“陶渊明研究会”，2006年参加北京的“日中六朝学会”等，在这些会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记忆。我已经上了年纪，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够传承好的传统文化，年轻人要亲近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这样一来，中日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中国的教育也重视传统文化。

我最初去中国的时候，对方为我举行了一场诗会，在现场拿出一张很大的纸，双方都在上面作诗。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1980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时而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一起作诗，然后装裱起来。遗憾的是中国在变化，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日本学人一直保留着写汉诗的传统，比如夏目漱石呀，森欧外呀，都创作有大量的汉诗。因此，我们绝不能放弃汉诗创作，并期待中日都能将它传承下去。（张仕英 何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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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忠久：1942年4月9日出生，195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90年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现退休。主要著作有：《汉诗的世界——用心体味》（1975年）、《陶渊明与他的时代》（1994年）、《汉魏六朝的诗》（2009年）、《汉诗鉴赏事典》（2009年）等近20部。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在日本NHK电视台主讲“汉诗系列”，在日本全国影响甚大。还担任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六朝文学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