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9】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的岛村三郎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写道。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现脑海，“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日本军国主义将他们变成战争机器和嗜血的魔鬼，鲜血和暴行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兴奋剂。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阴魂消散，一遍遍回想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

古海忠之，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称为“二号太上皇”。武部六藏瘫痪后，他成了日本战犯中文职代表，“文看武部”变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战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发自内心的忏悔：“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夺取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认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广岛，他知道原子弹在自己的家乡爆炸，而看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惨景，却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电影《原子弹》。这个最顽固的日本战犯开始思考：“日本的悲惨现实是怎样造成的？中国以前的惨状又是谁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暴虐：“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他给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1113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