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侍從日記披露秘聞 裕仁悔恨對華開戰【2】

日本媒體紛紛進行解讀

對於小倉日記披露的歷史，研究昭和史的半藤一利說，它表現了戰勢進入衰退期，天皇的真實心境。也有分析稱，至今關於昭和史的重要史料有《昭和天皇獨白錄》，從大臣角度記載的《木戶幸一日記》，從侍從角度記載的《德川義寬終戰日記》和《入江相政日記》。與這些史料相比，小倉庫次的日記更加詳盡地記載了裕仁天皇關於政治、軍事的言論。且與多數侍從不同，小倉庫次出身平民，受宮中規矩和傳統束縛較小，可以更加客觀冷靜地記述事實，因而其日記對於研究昭和史及裕仁天皇本人都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讀賣新聞》的解讀是，日記記述了天皇對陸軍的不信任。而他不想與中國開戰的記述更是意義深遠。《產經新聞》則說日記明確無誤地記載了天皇對日中戰爭的看法。

其實，日本媒體對小倉日記的熱衷有其歷史因素，也有政治和經濟因素。去年，《日本經濟新聞》獨家披露了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筆記，揭示裕仁天皇對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的做法強烈不滿，並因此放棄了參拜。此事在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改變了日本大部分民眾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看法，令反對參拜的力量超過了支持力量。這一事件把日本歷史文獻“出土”的影響力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它們的出現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也成了媒體牟利的經濟問題。

日本人重視細節真實

從小倉日記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歷史的認知十分重視細節真實，從小倉庫次寫日記用的紙到他的平民出身，學者和媒體會通過對各種跡象的分析讓民眾信服這部日記的真實性。這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一種歷史觀。那麼，在二戰歷史問題上，日本是否給國民提供了足夠多的“細節真實”呢？答案是否定的。3月10日，《朝日新聞》刊登了一位79歲的日本老人的來信。這位來自山梨縣的老人大村袈裟說：“安倍首相關於從軍慰安婦的發言在國內外引起波瀾。首相強調狹義上的強征慰安婦缺乏証據，而戰爭結束時我曾參與過舊日本軍隊嚴格的銷毀証據的工作。”大村16歲當上了海軍少年兵，18歲在航空部隊學習時日本戰敗。他回憶說：“盡管我們的學校不是實戰部隊，但依然被要求回收所有‘軍機密’和‘軍極密’文件，連秘密性不高的教科書也一律回收，然后在練兵場的一角挖個洞，整整燒了三個晝夜……舊日本軍隊的所有部門應該都接到了這種銷毀証據的指示和封口令。慰安婦問題涉及戰場上的性暴力和人權，缺乏証據或証人是自然的事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馮昭奎研究員每年都有很長時間在日本的大學裡教書，講授中日關系史課程。他告訴記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對近代史，特別是二戰期間日本的戰爭史講得很少，而且這段歷史也沒有納入考試范圍，因此，日本中青年人的近代史知識相當不足。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江永也有同感。他曾在東京的迪斯尼樂園看過一場講述日本歷史的環幕電影，影片在講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后，一下子就跳到了戰后日本的迅速發展。劉江永說，迪斯尼樂園裡的電影，主要觀眾都是日本的少年兒童，從這個細節中不難看出，日本的歷史教育，包括社會上的歷史教育，都想略過和擦掉那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