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為中日關系打開一片天空【2】

中日雙方也需要考慮如何重拾改善和發展關系的地區視野。

東亞區域合作曾是我們這個地區共同的驕傲。歐洲一體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價值體系類同國家，超越地緣分歧，一步步深化聯盟的路子，而東亞走的則是跨越制度和價值鴻溝，多重構建、梯次整合的路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人類社會的啟示意義不亞於歐洲。

東亞最具多元和寬容特點。我90年代在柬埔寨維和時，一次在西貢休假，漫步街道中，走進一個大堂，裡面供奉著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禮拜的地毯，也有聖母瑪利亞和耶穌的畫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這裡和諧相處、各拜其神，讓我深為觸動，別的地方恐怕很難看到。

正是秉承寬容精神，東亞各國經過30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縱橫交叉的“同心圓”合作架構。以東盟為中心，以10+1、10+3合作為主渠道，由10+6對話(東亞峰會)構成外延。中日都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雖然是“小馬拉大車”，但也挺有效果。我們同時構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韓合作。

現在中國-東盟自貿區要升級了，中韓自貿區也達成了，中日韓自貿談判和16個國家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也已經開啟。日本也同多個東盟成員國簽署了區域貿易協定。

東亞區域合作和市場的整合與全球化是順勢和同節奏的，我們成功地趕上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潮，而且從中受益，許多國家的競爭力得到提升，東亞也反哺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從1985年到2014年，全球經濟總規模增長了6.2倍，而東亞經濟體(東盟+中日韓)的經濟總規模擴大了9.3倍，30年前，東亞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的比重不到17%，現在達到25%，可以說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

亞洲區域合作之所以取得這般非凡成就，中國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程到本世紀初，中日兩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抱負一直非常接近、努力也合拍，那也恰是東亞合作機制建設突飛猛進、各種創意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中國和日本出席東亞會議的代表團，都比著拿好主意，出創意。

然而，近年東亞合作似乎不那麼引人注目了，東亞會議往往被負面議題遮蔽。前幾天美國智庫學者問我，中國的東亞政策一直特別有效，好像2008年開始突然轉向，是什麼原因？

我不認為中國的地區政策發生了變化，但是確實有多種作用力在沖擊東亞合作進程。地區爭議問題突出帶來干擾，美國“重返亞太”強調安全議題增加復雜因素，國際金融危機也肯定會影響到區域發展。而中日兩個東亞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關系緊張，對東亞合作必然有負面影響。現在兩國代表團在東亞會議上很難再去商量怎麼推動地區合作了，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懷疑。

在東亞區域合作平台上，過去大家是有默契的，就是要優先合作與發展議程，但現在這個傳統被打破了，每次各國領導人難得一聚，卻是常常被負面議題牽扯過多精力。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議更是中斷三年。

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受到南沙爭端的嚴重干擾。前幾天一位新加波資深國際法專家說，所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成員都沒有遵循承諾。我說你總要區分一下哪些國家是主動挑舋，哪些國家是應對吧。而這正是問題的要害。個別東盟國家偏離2001年簽署的DOC原則，在南海採取挑舋言論和行動，中方不能不做出強有力的回應，一方面維護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遏制進一步的挑舋。東盟顯然難以約束自己的成員，有的國家還拉日本和美國為他們站台。中國支持東盟聯合自強，但無法支持東盟國家聯手損害中國利益。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日本都是貿易大國，因此對西太航線的自由和安全高度依賴和關注，這應是中日的共識點而不是分歧點。但日本在爭議問題上表現出的偏袒態度，進一步刺激了中國人對日方意圖的警惕。

東亞合作平台上的“退行性”變化，將削弱本地區的競爭力，中日都不可能從中獲益。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肩上的責任，應合作推動東亞進程重獲勢頭，最終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正如習近平主席講的，“隻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中國需要堅定自己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信念。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定程度上也源於在東亞合作中積累起來的靈感和經驗，這些新議程的推進，將為東亞合作提供更為寬廣的舞台。當前重要的是，要引導地區議程回歸積極內容，重新由合作事務主導，而不是總被消極和爭議的問題把持。期待中日關系和東亞合作早日回到敞開心扉地對話、寬容互惠地合作的軌道上來。

前不久楊潔篪國務委員赴東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級別政治對話，釋放出希望兩國為關系改善共同努力的信號。中日韓首腦會議也有望下月初在首爾舉行。所以，形勢的發展令人可以保持謹慎的樂觀。( 傅瑩 作者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民日報評論”微信公眾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