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的故事：幸存者與日俱減 趕在零之前【3】

韋紹蘭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矛盾”和“沖突”。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了一件事，“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

鏡頭慢下來后，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跡隻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裡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隻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后，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隻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准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採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哽咽著告訴攝制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后扔進了河裡。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於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制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邊，“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裡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后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採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復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攝制組遇到了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