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的故事：幸存者與日俱減 趕在零之前【4】

毛銀梅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裡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裡，叫囂著“我要買凶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隻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隻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后，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后，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願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后，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朴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后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飢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制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裡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裡，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后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余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了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証據”，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裡，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隻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沖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沖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制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隻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復后，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隻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后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