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蘊：觀念與日本的中東外交

人民網訊 戰后日本的中東外交不僅受到權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質力量的影響，更受到觀念因素的支配。影響外交行為的觀念因素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的觀念，決定了行為體對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構。戰后日本外交的指導觀念由“吉田主義”到“多邊主義的國際貢獻”再到“日美同盟貢獻”的轉變，強化了日本對自身政治大國身份和利益的建構，在目標設定上由“弱勢介入”轉為“強勢介入”。第二層次的觀念，為行為體達到目標提供了知識，並通過對現實環境的認知與歸因為政策路徑的選擇提供了指引。二戰后隨著主導介入中東政治的觀念由“平衡價值交換”轉向“構建地區秩序”，日本對中東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變“強”。雖然日本政府仍需努力証明它們與傳統的和平主義政治文化之間在本質上不存在沖突，但隨著相關立法的不斷推進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憲法修改，新觀念正不斷嵌入制度，並將最終演化為指導日本中東外交的長期戰略。

程蘊在文章中指出，提到戰后日本與中東的關系，人們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構筑在石油貿易之上的各種復雜博弈。到2015年底，中東國家已探明石油儲量佔世界總儲量的47.3%，而日平均原油消費量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當年從中東進口石油的比例高達81.8%。這些數據凸顯出日本對中東石油的高度依賴，也表明了石油外交在日本中東政策中的重要性。但石油並非日本中東外交的全部。如果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日本卷入中東政治的目的是為了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的話，那麼隨著冷戰的結束，特別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日本對中東的介入已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外交可以解釋的了。從公開發表的政府聲明來看，日本開始更多關注這一地區的政治問題，並強調與相關國家建立多層次關系。這一改變透射出日本在中東地區對自身身份和利益的重新界定，而其背后所反映的觀念上的改變又規定了今后長時期內日本對中東外交的行為模式。

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觀念與外交政策轉變之間的關系。當然這並非是要否定物質力量對於現實政策的解釋力，而是旨在探討觀念對物質力量的建構作用以及其對政策形成的因果機制本身所造成的影響。

一、從“弱勢介入”到“強勢介入”：觀念演變對目標設定的影響

日本的中東外交在戰后經歷了一個由“弱勢介入”到“強勢介入”的轉變過程。

這一轉變的動因何在？除了中東政治權力對比發生變化外，觀念因素對冷戰后日本國家身份和利益的重新建構起著決定性作用。在冷戰結束前，日本所習得的角色身份是“貿易國家”加“自由主義陣營一員”的模糊而復雜的混合體。其背后的主要支撐觀念是被概括為“輕武裝、日美基軸、經濟中心主義”的“吉田主義”。在“吉田主義”的觀念中，世界雖被分為兩極並區分敵友，但由於蘇聯的威脅對美日兩國來說存在不均衡性，所以日本外交的行為規范就被允許設定為中性的經濟優先。

冷戰的結束，迅速証明了“吉田主義”觀念的過時。海灣戰爭中的外交失敗不僅表明了原有政策的不可持續性，也為日本外交觀念的轉變提供了契機。在這一情形下，1994年出台的“樋口報告”成為冷戰后日本外交戰略新的指導觀念。新觀念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變為美國主導下的多極體系，而且進入議事日程的主要威脅對於主要大國來說趨於均衡，這就在邏輯上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政治和安全責任。於是，在目標設定上，日本提升了對全球政治的參與程度﹔在行為規范上，原有的“經濟中心主義”退居其次，“國際貢獻”被加以強調。雖然日本仍重視與美國的合作，但參與聯合國維和活動、軍備控制、開展地區安全對話等“多邊安全合作”成為日本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一個標准渠道。

觀念的轉變，使日本在角色身份的選擇上向“政治大國”的方向靠攏，並迅速影響了日本在中東的利益認知和目標設定。日本開始以多邊合作的形式嘗試對中東地區展開相對強勢的介入。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中東外交主要致力於兩項工作：一是積極參與巴以間的沖突調停。二是倡導與海灣國家間構建“多層次關系”。通過參與巴以沖突的危機管理並進一步發掘或拓展日本與產油國之間的價值認同和政治關系，成為“9·11”事件之前日本對中東政治介入目標由“弱”轉“強”的主要表現。

“9·11”事件后，日本的對外戰略觀念再次發生改變，強調和落實日美同盟在全球范圍內的相互義務成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指導方針。新一代的日本政治精英信奉美國所推行的“現實主義”，他們懼怕在所謂的新威脅中被美國拋棄，而日美同盟優先已經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規范。在這一規范下，日本對國際體系的認知已然趨向於單極霸權體系，曾經作為日本參與世界政治一大支柱的多邊安全合作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日本對自身的角色期望向美國“全球戰略協作者”的方向靠攏，並以此界定和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在這一戰略性觀念的指引下，日本在中東深度介入阿富汗的重建進程，為美國海軍在印度洋上的反恐作戰給予持續補給，派遣自衛隊進駐伊拉克，並承擔僅次於美國的伊拉克重建費用。這些都反映出日本中東外交的目標設定已擴展至重新構建地區秩序的層次上。

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后，提出了所謂的“俯瞰地球儀外交”，並極力推行其“積極和平主義”的觀念。這意味著日本國際戰略觀的再一次調整。在對國際體系的認知上，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開始宣揚所謂的“秩序挑戰者”與“秩序維護者”之間的較量﹔在對自身角色期望上，安倍政府強調所謂的“自主”外交，實質上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情況下對自身地位的再次提升﹔而關於日本外交的行為規范，安倍則開始突破國內的種種限制，力圖在軍事手段的使用上獲得合法性。

這一新觀念的出台，使日本對自身利益的認知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圍內與中國的競爭。2013年安倍兩次訪問海灣國家，在繼續聲援中東民主化的基礎上，提出了與相關國家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協動”、在經濟領域“共榮、共生”、在文化和價值領域“寬容與和諧”的新主張。這表明，面臨域外大國在該地區競爭的日趨激烈，日本在地區秩序構建上更加注重與其整體戰略的協調，期望在政治安全領域自身所倡導的國際秩序能夠獲得中東國家的認同與合作，在經濟領域構建與彼此國內經濟發展戰略相聯動的跨國產業分工合作（主要針對海灣國家），並進而在文化領域消解中東社會所存在的極端主義思潮，為普遍價值的滲透開辟道路。可見，“積極和平主義”觀念的出台以及全球戰略的日趨清晰化，使安倍政府在中東秩序構建的目標設定上更趨系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