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禹王信仰 弘揚漢字文化【3】

——王敏教授談日本的大禹案例與漢字文化

2018年02月14日10:07  來源:人民網-日本頻道
 

王敏教授接著從四個方面講述了大禹案例與漢字文化。

首先是漢字文化與日本的聯結問題。王敏教授認為,有七個原因有助於表現或者解釋漢字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長盛不衰乃至成為本民族固有精神財富。其一,生活層面的漢字文化元素是“東亞共識”的堅實分母。漢字從未在日本人生活中消失,甚至在宇都宮市,還建有全世界唯一以餃子為主題的“餃子博物館”,這種生動的日常生活,讓漢字深深扎根於日本人心靈中。其二,民風民俗層面的漢字文化元素讓日本人接受起來更為自然,比如在古代中國,夏日游蓮池,品荷花酒是一傳統習俗,如今這個習俗在中國已經式微,但在日本,還一直保留著,這一民風使得至少關於這方面的漢字文化能得以綿延。其三,民間信仰的漢字文化元素是形成“東亞共識”的一條通路,比如中國古時流行的三足烏信仰,在當今日本斑斑可見,奉為神鴉。其四,禮儀、祭祀中的漢字元素是梳理共識的樞紐,如今在日本各地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的“神農祭”,這有助於聯結漢字的源頭。其五,中國古典是東亞共同對話的源泉,四大名著不僅是中國的財富,也塑造了日韓的精神,如今在日本,以四大名著或者其中人物命名的飯店、旅社等等所在多有。其六,藝術表現形式中的漢字文化元素是貫穿古今的時尚指標,日本很多設計師都願意從漢字文化中尋找靈感,比如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名句,常被許多設計師引以為時尚的符號,並在廣告、服裝、建筑等設計上體現出來。其七,教育是漢字文化元素傳承的主要平台,如今日本的義務教育要求學生需要認識2300漢字,所以有文化有教養的日本人,對漢字一定是不會陌生的。以上七者,將日本與漢字文化僅僅聯結在了一起。

其次,具體以治水神大禹信仰為例,來看日本的“混成文化”。王敏教授以豐富的例証,展示了日本悠久的禹王信仰。據其介紹,到目前為止,全日本已經發現大禹信仰相關文物史跡共計133處,且隨著考察的深入,這個數字還有可能繼續上升。是可見禹王在日本民間的深厚影響力。自2010年起,日本各地舉辦了六次大禹文化節。2013年,民間鄉土組織自發成立了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會”,致力於日本大禹信仰史跡與文物的發現與研究。現在已經發現了眾多祭祀大禹的廟宇,歌頌大禹豐功偉績的古碑等,還有多地帶有“禹”字的祭祀服裝等等。其中不乏國寶級的文物。譬如1630年由德川幕府用純金鑄造的大禹像,如今保存在名古屋市的德川美術館內。即便有民眾不識“禹”字確切含義,但對這個字的字形卻是不陌生的,這都表明大禹信仰的“混成文化”特色。

再次,王敏教授就著重解釋了為什麼一位源自中國古典中的聖人,卻在日本受到了如此重大的歡迎。原因主要有兩大方面:一個是王室的尊崇與推動,另一個是日本自然環境和文化心理的驅使。

自王仁攜儒家經典東渡日本,日本皇室全面接收到儒學教育。而儒家經典《論語》中屢屢提到大禹,其勤勞睿智的形象和治理水患的偉業,令皇室無比感佩和向往。在大禹精神的感召下,皇室亦奮起率民治水。據說1500年前,位於今天富井縣的九頭龍川泛濫成災,應神天皇的后人率民治水成功,為人民愛戴,推為第26代天皇,即“繼體天皇”,為紀念其功業,人民在俯瞰九頭龍川的山巔,建立起祭祀天皇的神廟,並樹碑歌頌天皇和大禹。由此,大禹直接和皇室聯系在一起。宮殿中隨時可見到大禹的形象。比如1641年,京都宮殿的隔扇畫上就畫有狩野派畫家鶴澤探真(1834—1893)所作的《大禹戒酒防微圖》,用大禹的形象來提醒當政者需要勤政愛民,防微杜漸,不可沉湎酒色,大禹在此又起到了一個道德楷模的作用。無獨有偶,自1989年開始啟用的“平成”年號,也與大禹相關,出自於中國古籍《尚書》,原文為“地平天成”,而載有詞句的篇名,恰恰叫《大禹謨》。可見大禹對皇室的影響以及皇室對大禹的尊崇,在皇室的尊崇和推崇下,全日本上下都開始喜愛大禹,祭祀大禹。

至於自然環境和文化心理,也是趨使大禹信仰流行的重要原因。自儒學東傳,古代中華典籍為日本各界的必修課程,典籍中大量的大禹傳說給人們的信仰提供了源頭出處。根據712年的《古事記》和720年的《日本書紀》這樣的早期典籍記載,日本自唐代開始,確立國學以漢學為基礎,這兩部典籍中,亦多次提到了大禹,可見大禹在唐代已經備受關注,這是拜日中文化交流所賜。而日本自然環境本身,也給大禹信仰的傳播鋪墊了深厚土壤。日本自古自然災害多發,海嘯地震,水患頻仍,人民在自然面前,往往哀苦無告,急需神來拯救。而大禹恰恰是治水神,其高超的治水技術和濃厚的人文關懷,使得人們本能地親近於他,所以對他的崇拜和祭祀,最后已經成為人們自然而然的心理需求。此外,日本的祭祀傳統,也使得大禹信仰長盛不衰,且在綿延過程中,更增強了人們對他的愛戴之情。日本特別注重祭祀,即便遭遇到各種各樣的災難和變故,祭祀活動仍是雷打不動的進行,這使得許多古老的傳統得到承繼,由此大禹已然成為了一個偉大的祭祀符號。從1894年至1972年,日本各地又新增了十八座大禹紀念碑。這段時期一般認為是歷史上中日邦交最

(責編:許文金、陳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