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3】

第五，日本民族历来争胜好强，危机意识强、情报意识强、细致调研能力强、集团合作精神强。但日本一些领导人缺乏哲学思维和正确的战略思考，遇到障碍会做策略调整，但不遭彻底失败便很难改弦更张。历史上，日本对俄国、美国都是在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以先发制人的偷袭方式发动战争，而非在拥有绝对优势时才开战。因此，21世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是否保持自我约束，以及能否受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有效约束。日本历来与强者为伍，但是否对外使用武力，关键要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能否继续得到遵守。日本在《明治帝国宪法》下建立的日英同盟、德意日反共同盟，都曾是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日本在战后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对外侵略。今后，日本宪法如何修改将决定日本国家模式如何转型，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日美关系、中日关系走向。

第六，武器、情报、协调、指挥、意志等方面的差距，会成为决定战场胜负或伤亡多寡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前，日本制定对华作战方案，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刺探中国的情报。自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开创近代日本外交以来，日本尤其重视舆论战、情报战与外交战相结合。如今，NSC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搜集和研判关于中国的各种情报。2013年，日本一方面不断要求中国增大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特定保密法》等减少本国的透明度，限制本国公民的知情权。这很不正常，反而似乎泄露了日本开始全面加紧对中国备战的天机。对中国来说，要力避自大轻敌，有患无备，丢掉不切实际的预期或幻想，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心，加强经济、科技与国防建设。这才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捍卫东亚和平的关键。

第七，正确看待日本人民的作用。在日本国家决策过程中，日本人民实际上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日本对外政策由内阁决定，日本立法与国家财政预算由国会决定。日本人民在这一决策过程中没有直接发言权，也没有直接责任。例如，在《特定保密法》问题上，日本民众通过媒体舆论、集会游行等渠道也难以改变自民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决策权。日本人民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众参两院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投票选择权。问题在于，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情况下，各政党对华态度趋同，日本选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对政府的错误决定未必支持，甚至会强烈反对。因此，中方更需把握日本政情脉络和社会思潮变化，重视并加强同日本各政党、各大媒体、各智库、各友好团体之间高质量、有成效的交往，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善于团结日本人民。即便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日本广大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魁区别开，对日本战俘教育改造取得良好效果。战后，日本之所以“服美、亲美”，不只是原子弹的威力，而有赖于美国扶植、保护日本所形成的利益纽带，以及“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文化渗透所形成的精神纽带。在网络、飞信等新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中国应更加重视国际媒体与对日公共外交，多摆事实讲道理，在解疑释惑的细节与针对性上多下功夫。同时要避免过犹不及地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客观上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第八，日本决策者习惯于盯着局部想全局，而不习惯从全局思考局部。因此，日本往往是盯着中国看世界，总想着如何利用各种力量对付中国，而不善于从世界全局和时代潮流看中国，选择顺势而为。这是导致日本战略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促使日本决策层转变思维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至关重要。例如，应该促使日方正确理解在传统国际格局以外出现的非传统国际格局及其对中美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正确看待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两种世界潮流的较量、影响与变化及日本可取的国际战略选择。这样，日本或许才会认识到，企图诱导、利用美国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根本行不通；企图利用行使集体自卫权，联合多国对中国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也注定会失败。

(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