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路”被俘由岡村寧次親自審訊 英勇就義【8】

在戰爭中為俘虜辦學校，在世界戰爭史上聞所未聞，而中國共產黨與他領導的革命軍隊就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他們是怎樣創造這一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野坂參三來到延安。當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的學校以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校址選在寶塔山下，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和抗日軍政大學為鄰。野坂參三化名岡野進，中文名林哲，親自出任校長。經過半年多籌備，學校於19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

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學校副校長趙安博后來回憶：“開學典禮上，朱德總司令、總政副主任傅鐘、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會長馮文彬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並致了賀辭，勉勵學員們要努力學習，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的志士。”“學員人數變化不定，隨來隨學，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到抗戰勝利前夕，隨著敵軍工作的開展，日軍願意繳槍投降以致主動投誠的人數不斷增多，學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日本工農學校成立3年多，來校學習過的日俘學員總計約有三四百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1個月的嚴格審查，了解學習意願，考察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后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開設了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課程，並定期舉辦討論會、讀書會，尤以“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此外還舉辦“二萬五千裡長征報告會”“日軍暴行座談會”等活動。

在生活上，學校也想方設法搞好優待保障：給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干部的補貼標准。當時，毛澤東、朱德的補貼也隻有5元。生活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面，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有時還供給些水果、白糖。就餐盡量照顧日本人的習慣，一人一份。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干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隻得靠野菜充飢。

思想上改造，生活上關心，讓學員們脫胎換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學員森建當選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隨后，小路靜男又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秋山良照、茂田江純、津田秀、本橋中、古賀初美、坂谷義次郎、后藤勇等7人，也相繼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

曾在該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憶：“在日本工農學校裡接受的一兩年教育，使學員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變化。昨天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勇士兵’，一旦脫掉軍裝，就恢復了自己是日本勞動人民的本來面目，喚起階級意識，加入了‘反戰同盟’，進而又自願脫胎換骨成為‘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戰士。沒有任何人懷疑這條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熱愛祖國，尋求日本人民的繁榮與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指出：“這裡的日本戰俘並不是關在集中營裡，共產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脫。”（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