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樣評價《菊與刀》【4】

《報告》認為，《菊與刀》有超出一般政策報告的學術意義，並舉例說明本氏曾被認為有共產主義傾向，在麥卡錫主義橫行時期，本氏雖已過世，但仍與合作者一同遭到非難。作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者，《報告》不認可拉米斯的工作。依筆者蠡測，拉米斯本來就是六經注我式的解讀，我注六經者希望對方進入自己的領地，似乎過於幽默。

近年日本讀書界的動向証明，《菊與刀》暢銷不再，常銷依然。據1997年的資料，該書累計重印超過上百次，印數愈230萬冊。日本人口約為中國十分之一，此不啻天文數字。近年又有兩種新譯本——角田安正譯本（光文社2008年初版）、越智敏之、越智道雄譯本（平凡社2013年初版）。在日本學界，承認《菊與刀》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研究的嚆矢，已是一般認識。

筆者想說的簡單至極。第一，《菊與刀》不妨一讀。第二，對於此書，除了當初就事論事的評論外，已有相當的研究積累，如以上簡述的數種。第三，研究方法。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注意到，域外對《菊與刀》的批評和反批評多在意識形態或成書的戰爭背景層面展開，這些言論似有一個自明的共同前提：承認或至少不否認該書符合學術研究規范，書中包含這樣那樣的錯謬，恰好意味它存在可被証偽的一面。該書早期的日本讀者、晚近的中國乃至其他國度的讀者，往往是在“接受”該書屬於科學研究的說法后，才進入閱讀的。因此，撕開成書背景或意識形態傾向的“外殼”，並不能邏輯地引領讀者否定《菊與刀》的學術研究性質。

當年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以及種種的“后續”，使今人面對日本文化時，難以回避多重復雜的因素。一個重要問題在於，如何出入《菊與刀》這類產自西方學術規范的研究？曩時，竹內好曾撰《作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又撰《作為方法的中國》，考察不能搬家的近鄰，我們自己的方法仍需磨礪。供圖/陳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