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日本人：非常時期的“言論” 恐怖襲擊下的巴黎【2】

其他評論家也不是能保持沉默的人。有戰爭研究學者表示：“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之前，在黎巴嫩貝魯特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並非偶然。這是由於伊朗和法國關系緊密起來，使IS感受到了極大威脅（貝魯特的恐怖襲擊事件正是發生在與伊朗相同的什葉派組織“真主黨”大本營）。空襲會使這種效果加劇。”歷史學家駁斥稱：“我們不知道空襲會為地面帶來什麼，無疑我們是在促使下一次恐怖事件的發生。”而聯合國維和專家則指出：“要鎮壓恐怖分子，地面軍隊必不可少。然而如果西方國家出兵的話，這便成了新的十字軍。因此這個任務應當由其周邊國家來承擔。”

法國每天都會有許多專家在節目上進行辯論。這並不是以專業知識為基礎對觀眾進行普及的教育性節目，而是一個各抒己見、激烈討論的空間。誰對誰錯並不明確，決出勝負也並非目的。雖然法國正處於“非常時期”，但並非所有人都一致大喊“向右！向右！”那麼，在日本是否能夠實現如此討論呢？如果日本面臨存亡危機，還能否如此言論自由呢？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不禁捫心自問。

語言具有的危險性

法國既擁有如此活躍的言論空間，也有異常嚴峻的排除異己和將社會問題簡單化的危險。您是否還記得，在諷刺漫畫雜志《查理周刊》槍擊事件后，法國全國上下打出“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的標語？當時，備受爭議的一位媒體人Dieudonne發表了一條推特稱：“我此時的心情就像查理·庫利巴利”（庫利巴利是當時一個猶太槍擊犯的名字）。因此，Dieudonne被冠以“擁護犯罪”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個月，緩期執行。庫利巴利是來自馬裡的移民二代，是名副其實的法國人。社會中有些人感覺“我是查理”的口號是對他們思想的檢驗，這可以理解。

一月的事件之后，法國全國掀起的示威游行充滿了勝利和解放的歡喜，至少對參加者來說，是充滿希望的。“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的標語牌和海報，象征著人們絕不屈服於任何對自由進行威脅的惡勢力的決心。但是，這些象征不知何時會消失，當人們忘記它時，會發生什麼呢？“噩夢”膨脹了十倍乃至百倍，並降臨至巴黎。象征歡樂的“我是查理”敗退了。

“France 5”的《La Grande Librarie》是一個由許多作家集中參與討論的節目（圖片來自該電視台官網）

依賴廉價的象征是危險的。這樣的反省給法國國內的言論也帶來了影響。以作家為嘉賓的討論節目《La Grande Librarie》（19日播出）討論了在目前的情況下失去意義的詞語和危險的詞語。有位作家提到了“一”。“集體主義的語言活動” （langage totalitaire）誕生於“神和理論隻有一個”這個說法。眾神因為領袖提出理論才能互相交流，這是通往民主的道路。另外有位作家提到“噩夢”。“噩夢”帶有想象的產物的語感，但是它甚至有殺人的力量。“犧牲者”這個詞也受到了批判。犧牲者在過去被視作恥辱，最近才被視為英雄。“犧牲者”一詞已不屬於犧牲者，而是屬於政治家。

語言在幫助理解的同時，也可能改變意義，有時甚至會變成有害之物。從上述言論中可以讀出一種建立在該思想上的謹慎感。可見，在“我是查理”失敗后，法國抱有一種避免將恐怖主義這種無解現象簡單化的冷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