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權在南海仲裁問題上說三道四

→→人民網《日本7日談》專欄

7月12日，就在所謂的“南海問題仲裁裁決”公布的當天，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就仲裁庭公布最終裁決稱：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裁決為最終結果，對當事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國有必要接受裁決，並稱強烈期待當事國接受裁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計劃在蒙古召開的亞歐首腦會議上提及南海問題，擬與亞洲和歐洲各國首腦確認所謂“法治”在海洋問題上的重要性。而安倍此前於7月10日晚在廣播節目中聲稱：“與國際社會合作支持菲律賓很重要，日本也將作為G7主席國盡到責任。”對此，我外交部發言人對日本外相的說法進行了批駁：日方應反思在南海問題上煽風點火的做法，停止插手和炒作南海問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人民網日本七日談專欄邀請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龐中鵬就南海問題仲裁裁決結果進行了點評,內容如下：

針對7月12日的所謂“仲裁裁決”，中國已經作出了嚴正聲明：仲裁庭無視菲律賓提起仲裁事項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問題，錯誤解讀中菲對爭端解決方式的共同選擇，錯誤解讀《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有關承諾的法律效力，惡意規避中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作出的排除性聲明，有選擇性地把有關島礁從南海諸島的宏觀地理背景中剝離出來並主觀想象地解釋和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存在明顯錯誤﹔仲裁庭的行為及其裁決嚴重背離國際仲裁一般實踐，完全背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目的及宗旨，嚴重損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嚴重侵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的合法權利，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

本來是一紙“無比荒誕”的謊言，但為何日方還費盡心機地支持這一“謊言”呢？

首先，這本來就是日本在背后作祟。就此，我外交部發言人已經公開明確指出：仲裁庭的組成是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前任庭長、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一手操辦的﹔而柳井俊二同時擔任安倍晉三的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協助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挑戰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從此可以看出，仲裁庭從成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該仲裁庭的成立本就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權審理並做出的所謂裁決是非法的、無效的。正是柳井俊二，他在2011年∼2014年期間擔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5人仲裁庭中，除魯迪格·沃爾夫魯姆(德國籍)仲裁員為菲律賓方指派，其余4人均由柳井代為指派，包括托馬斯·門薩(英國與加納雙重國籍)、讓·皮埃爾·科特(法國籍)、阿爾弗萊德·鬆斯(荷蘭籍)、斯坦尼斯洛·帕夫拉克(波蘭籍)，柳井指派帕夫拉克為中方仲裁員代表，門薩為首席仲裁員。柳井俊二的政治立場屬於右翼，對中國存在著偏見，由這樣一位日籍人員擔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其公正性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這是出於日本的“私心”“私利”作怪。日本本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只是一個和南海問題不相關的域外國家。但是，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日本還是“千方百計”地想在南海“插上一腳”。因為，在日本看來，南海關系到日本的所謂“海上航行自由”，不願意看到中國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在南海開展的任何正當行動。其實，這是和美國一樣的“無賴與霸權行徑”，南海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的“南海航行自由”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中方一貫堅持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堅持維護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南海長期保持著和平穩定，走上繁榮發展的道路，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另外，這是日本“王顧左右而言他”的伎倆。其實，早在南海仲裁裁決出來之前，日本就已經在南海周邊海域動作頻頻，其自衛隊艦艇以參訪或聯合演習的名義，在南海周邊“游弋”。日方表態支持南海仲裁裁決，無非就是為日本已經生效的安保法尋找可以進行實踐的平台，也即為能夠順利行使集體自衛權而尋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以便乘機擴大日本在南海的影響力。

同時，這是日本配合美國而上演的“雙簧戲”。近年來，日本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扮演著“急先鋒”的角色。這樣，一可以為加強日美同盟關系服務，二可以、也是更重要的是為實現日本的政治與軍事戰略做好鋪墊。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其主要矛頭指向之一就是沖著中國南海而來，美國的真實目的是要繼續在南海佔有絕對的影響力，日本對此自然心領神會。而在南海問題上，日本是除美國以外的域外國家之中“叫得最響”的國家，與美國十足地上演了一出“雙簧戲”：一個出謀劃策、一個跑腿跟班﹔一個台上吆喝、一個台下捧場﹔一個台前表演、一個幕后指揮。

所謂“南海仲裁裁決”是無效的、非法的、沒有任何拘束力、不存在任何合理性、合法性與公正性，日本在南海仲裁問題上，暴露私心，要求當事方接受一個本不該存在的“荒誕裁決”，隻能說是日方出於“私心”的“公器私用”。南海問題，公理與公道猶在，日本無權說三道四。 （龐中鵬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