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上海舞女通宵伴舞 捐助抗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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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事艰难，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对歌伎舞女爱国与否，总是特别感兴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的名句既可征引来谴责统治阶级不知痛痒，酣戏歌舞，却也可以之谴责歌伎舞女毫无爱国之心。问题在于，即便歌伎舞女爱国，又如何报效？

1933年元旦前后，上海“新世界”举办了“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其重头戏就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请各界激励名花爱国，予名花以报国的机会”。如此说来，舞女“爱国不敢后人”，却是报国无门，只能以伴舞所得救济东北难民或义勇军；而舞客“通宵开舞”，也就是爱国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