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05日09:46 来源:检察日报
“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可能很快就会使他们无所遁形。”法律思想家理查德·波斯纳的这句话,如果用来观察此次复旦大学官方宣传片“涉嫌抄袭”事件,恰好可以产生“对号入座”的效果: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不是网络时代,这样的“抄袭事件”是否可以为人所知。 |
“危机公关”
耻辱产生愤怒。我们别忘了心理学上这一条颠扑不灭的原理。
对于复旦大学以及《To My Light》制作人而言,这是一起“网络舆情”事件。处理网络舆情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删帖和澄清。但这部宣传片事先吊足胃口、然后高调发布,发布者想获得的就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这样的操作方式不可能适用于突发事件中的删帖模式。这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位没穿衣服的皇帝,在文武百官、万千子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已经“盛装出行”了,突然发现了自己没穿衣服……
澄清的原则是真诚——这应该是多少起“网络舆情”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然而,随后的澄清成了一次次苍白无力的表白。
制片方及复旦大学先是表示否认,身为制片人的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滕育栋坚称复旦大学的形象片是“独立制作”,并未受到东京大学宣传片《Explorer》的影响。此次“澄清”的主角最不明白的是,如果缺少了真诚,其实就是“涉嫌”侮辱了别人的智商。
不久之后,上海一家媒体专门刊发对制片方的独家采访文章,文章充满了抒情色彩:“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不只是我的采访对象……更是一个在网络暴力的无情冲击下显得那么无助、脆弱、让人同情的80后大男孩。……他努力,他很拼,他想创新,他希望改变,至少比起那些不干活却说着一堆风凉话的人来说,他的行为是加分的,如果人人都怕多做多错,从而畏首畏尾,这个社会何来进步?”
在此次复旦大学宣传片“涉嫌抄袭”事件中,网络评论中确实充满了不在少数的谩骂,但是这并非这起事件掀起的主流。这起事件的主流,是对中国大学独创性的忧虑与评判。将“涉嫌抄袭”者与“那些不干活却说着一堆风凉话的人”作对比,是最大的败笔。
而对这起影响巨大、需要对社会公众进行解释的采访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独立性的丧失:“对话完成了,我尽自己的努力飞速地码好了字,交给了他,再之后,便是一遍遍地审稿、修改、再审、再改,他也一次次地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校领导的办公室来回地走动。……文章的字数也一再地缩减,最终的成文版本比最初的版本在字数上砍掉了一半。”
承认自己“没穿衣服”,才能及时把衣服穿上。复旦大学的致歉声明如果在第一时间出来,这些遗憾与论争,也许就都不会有。声名赫赫的复旦大学被网民们挖苦成了“复制大学”“复印大学”,其实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