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道夫:有忏悔精神日知识分子 曾到访中国长跪【2】

彻底批判难为人接受

津田认为，正因为日本在战后从未对侵略战争进行过全民性反省，“以至在今天，为战争鸣冤叫屈的种种怪异之论才得以甚嚣尘上”。

津田不仅对日本大众，对天皇更是持议极严，认为日本侵华是在“圣战”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天皇至少要负道德上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津田先生的严厉态度，难为“日本大众”接受可以想见。

而令程兆奇费解的是，在大方向上看似一致的日本主流左翼学者也对津田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视而不见。“在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先生之后，笠原十九司先生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贡献最多的屠杀派学者，他的《南京事件论争史》近三百页，却只字不提津田先生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记得，津田不止一次对他说“笠原他们以‘南京事件’代替‘南京大屠杀’是不行的，这是‘大是大非’，不是单纯的名词问题，这点上他们比洞先生是后退了”。

津田先生对程兆奇主张从学术上解决南京大屠杀问题也不以为然，强调“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不是‘学术’可以解决的。应看到日军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除了直接的死难者，更多的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生活基盘被摧毁，这种悲剧是无法量化的。就像如果美国对广岛、长崎死亡者数字提出疑问一定会引起日本民众愤怒一样。所以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民说什么就是什么！”

到访中国曾长跪不起

津田在90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津田道夫曾到访中国谢罪。1998年4月，津田随东史郎访华团访问南京。据知情人回忆，他参观了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而在书的最后，津田道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津田先生对于战争反省之彻底令人由衷感佩。虽然他已经离世，我觉得应该表示特别的敬意。”程兆奇说。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书摘

◆我在此特别强调，对造成“大屠杀”的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的批判性分析，仅限于战时中的问题和历史研究的问题是不够的；这对今天仍是必要的。我们日本人把外交、军事托付于美国度过了50余年，对大众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仍没个结论，这本身就是问题。

◆对于日本大众来说，作为反人民的侵略战争失败的思想体验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过去的“战争”和现在的“和平”之类的抽象的“战争”与“和平”的对比。不论战前战后，政治制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大众意识上不是仍保持着很强的继承性么？

◆在思考南京大屠杀的大众意识层面的根据时，有将其仅限于特殊的“战场心理”，或战场的“异常心理”范畴的倾向。但迄今所看到的大屠杀的具体的现象的根据，单用“战场心理”是不能说明的。也就是说，在日本大众日常的本原的思想中已有胚胎，经过参加侵略战争第一线的绝望的体验，而以大屠杀的形式表现出来。若非如此，回到后方日常生活中，回复到“善良的劳动者”，“平凡的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常人”的时候，何以会以自得的面孔讲述残虐行为呢？显然无法解释。

◆……说这些话的复员兵，在战败后为生活所迫，干着黑市贩子的勾当。归根到底，在大众市民社会中，他们都不外是好父亲、好祖父、街道上的正常人。对这样的日本大众来说，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等只不过是媒体的新闻，日常生活才是昨天到今天，今天向着明天继续不断的。而且，曾经作为得意的种子的对中国的残虐行为，一个个都沉沦到了忘却的深渊。正是在此喷发出的平民利己主义——作为非自觉虚无主义的大众虚无主义——的精神基础，制造出了今日高度的大众消费社会。

◆败战之初，日本人中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远没有把战争责任作为自己的事。我不能不指出，战争中民族道德的败坏没有变化地延续了下来……对把侵略战争推进到国民规模的日本大众，今天必须在思想上还清血债。

◆在歪曲历史之上的恢复“日本人的名誉和骄傲”，这个“骄傲”只是傲慢的大国意识。在此“以求在国际社会取得名誉的地位”等只不过是狂妄无知。歪曲历史正是对现在的盲目。不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在今天就不可能有诚挚的反省，这只能是日本人的耻辱。

——摘自《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