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路讲述日俘改造：给他们安慰、解释、教育【4】

形形色色的日本战俘

细细回忆起来，日本战俘也是各具特点。山田一郎是一名日本军医，1910年生，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1939年5月随部队到中国， 7月，日军步兵256大队被我冀鲁豫部队在梁山一带歼灭，山田连同日军士兵5名同时被俘。这几名俘虏开始被收容到东明湖中一个小岛上，他们经过密谋，从湖中分散逃回对岸的日军据点，但因体力不支，回到岸上隐藏，几天后，除一个溺死，一人逃走外，其他三名日军再次被捕获。在我们的敌军工作干部的一再教育下，二次被俘的山田同意协助做些医务工作。后来他被送到太行区的129师驻地涉县的王堡村。

1940年4月，山田到了山西辽县羊角村八路军卫生部的医院做医务工作。当时的医院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设备简陋，医疗器械异常短缺，卫生部长兼院长钱信忠同志担任内科医生，受纳粹迫害来抗日根据地的德国人米勒任外科医生。山田一郎因为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很受欢迎，享受国际友人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然伺机逃跑，甚至想盗取住院某干部的手枪，终因未找到适当机会而未果。1942年我到师敌工部以后，经常和他接触，慢慢成了朋友。后来他当上了野战医院的内科医务主任，1943年被接纳为中共党员。1944年，山田一郎被任命为野战医院的副院长，用的名字是白云。当时伤病员和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医术高明的“白院长”。战后山田回到日本，参加了日本共产党重建工作，曾担任东京佐佐木医院院长。1985年以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

1943年初，有一名从山西太原敌第一军军部对共调查班派来的名叫平田正则的人，来时带有身份证件、自卫手枪等，自称以前是日本共产党，不得已在日军工作，眼看日军大势已去，于是到八路军来投诚参加“革命”。他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当然我也听得出他的日本人口音)，还带来许多日军“扫荡”根据地时抢到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对我们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直到了顺口就能道出的程度，俨然是一个“中国通”。经过部里研究，首长命我负责对他进行“优待”。每天给他吃大米饭，还有肉食或者鸡蛋，安排他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老百姓院子里，只让一些被指定的盟员和他接触。分配他的工作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在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司令部的组织编制。

有一次，我让平田正则写一篇关于日军如何派遣谍报人员以及由哪个机构负责的文件。他说那是“谋略课”或“特高组”管的，和“对共调查班”没有联系，而“对共调查班”只对根据地的一般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做些调查。过了个把月，他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主动要求和其他日俘一块生活，不想享受特殊待遇。不出我们所料，真正与其他日俘一起生活，没过多久，他就食不下咽，但嘴里不说。这时，有个盟员接近他，也表示吃这样的饭菜受不了，背地里流露想跑回日军去，但又怕受军法处罚。这个“中国通”就对他说，回去绝对不会受罚，只要说出来是我平田正则让回去的就行。岂料这位盟员是位坚定的反战盟员，把事情往上通报，这个来参加“革命”的特务尾巴也就露出来了。

1944年夏天，有一天三分区送来投降过来的一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女人。这不是一般的日军俘虏，而是一个投降的日本宪兵。经过讯问，才知道他是太谷县的日本宪兵，名叫小林，两个女人是太谷县日本妓院“山吹寮”的两名妓女，其中一名是小林经常嫖宿的柳某，据柳某说，小林和上级闹矛盾，经过柳的鼓励而投到八路军，她自己也借此脱离妓院云云。柳某的日语相当流利，不同于那时代敌占区那种不中不日“你的大大的太君！”所谓“协和语”，能操正式的日语。他们所说是真是假，一时难以判断。

我除了表面上表示欢迎之外，将小林交给解放联盟的人去审查，把他和两名妓女隔离开审查。经过我几天的盘查，并未问出她们有别的动机，就先把一名女子打发到她想去的地方(敌占区)。而柳某则称她弟弟是八路军，受弟弟影响，才把小林带出来，不愿回敌占区去。我搜查她带来的物品，发现除了一些日用品之外，带了几十个安全套，我问她到根据地还带这些东西想干什么，她竟说“我们这些‘行业’中人安全套是要随身带的，是防病的需要！”这种物品，在敌后根据地里，根本就没有，除了在城市里生活过的人，很少有人看见过，为“安全”计，我把它没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