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与他们的中国父母【5】

在席静波养父去世的同年，中日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民间与日本民间都已开展了关于日本遗孤的寻亲活动，但都只在小范围进行，多数日本遗孤并没有寻亲机会。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决定由两国政府负责组织和实施遗孤回国寻亲活动。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1年3月2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实施第一次遗孤团体访日调查，共有47名遗孤访日，其中30人身份判明，判明率为63.8%，至2000年，共有2120名遗孤参与访日调查，有666人身份被判明，占总数31.4%。

张爱庭于1987年赴日寻亲。起初，他并不上心，而且担心会引起包括家庭及工作上的误会，“领导跟我说，你去吧，找不到就算是旅游了”。张爱庭并没有将寻亲一事告诉家人，同样不想让他们担心，“他们以为我出差了”。

“我啥也没有，物证人证都找不到，也有几个前来相认的，但最终都不是。”张爱庭有些失落，但他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我在中国有家庭，这边就算是寻到了亲人，也无法过来照料，还不是徒增烦恼啊”。

席静波也同样没找到日本亲人。在出发前往日本之时，老母亲默不作声，往日笑容一扫而光，“我说，妈妈，我去日本寻亲您不高兴吧？妈妈说，我不是不高兴，我是担心你去了日本之后忘了这个家，忘了我这个老婆子。你走一天我惦记一天。我说，妈，你想哪去了，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扔下你和家人。再说了，中国还有我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