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遺孤與他們的中國父母【5】

在席靜波養父去世的同年，中日之間實現邦交正常化。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民間與日本民間都已開展了關於日本遺孤的尋親活動，但都隻在小范圍進行，多數日本遺孤並沒有尋親機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后，中日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決定由兩國政府負責組織和實施遺孤回國尋親活動。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1981年3月2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實施第一次遺孤團體訪日調查，共有47名遺孤訪日，其中30人身份判明，判明率為63.8%，至2000年，共有2120名遺孤參與訪日調查，有666人身份被判明，佔總數31.4%。

張愛庭於1987年赴日尋親。起初，他並不上心，而且擔心會引起包括家庭及工作上的誤會，“領導跟我說，你去吧，找不到就算是旅游了”。張愛庭並沒有將尋親一事告訴家人，同樣不想讓他們擔心，“他們以為我出差了”。

“我啥也沒有，物証人証都找不到，也有幾個前來相認的，但最終都不是。”張愛庭有些失落，但他並沒有對此耿耿於懷，“我在中國有家庭，這邊就算是尋到了親人，也無法過來照料，還不是徒增煩惱啊”。

席靜波也同樣沒找到日本親人。在出發前往日本之時，老母親默不作聲，往日笑容一掃而光，“我說，媽媽，我去日本尋親您不高興吧？媽媽說，我不是不高興，我是擔心你去了日本之后忘了這個家，忘了我這個老婆子。你走一天我惦記一天。我說，媽，你想哪去了，我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嗎？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扔下你和家人。再說了，中國還有我的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