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文明觀與戰爭認識 【3】

不擇手段的國家至上

近代日本的文明觀中，為了達到於己有利的目的，手段不必拘泥。

福澤諭吉認為，狹義的“文明”是指單純以人力增加人類物質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裝飾，廣義上是指不僅追求衣食住享受，且勵志修德，把人類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但他所謂的“高尚”並非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舍己為人之類的道德，而是積極參與社會交往、關心國家大事，改變消極被動、與他人不交往的狀態。他有時把文明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人類前進的終極目的，稱文明至大至要，能促進文明的就是利，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他認為：“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使人厭惡的東西，但如果它對文明有益，就可不必追究。譬如，內亂或獨裁暴政，隻要能促使文明進步，等它的功效顯著表現，人們就會把它往日的丑惡忘掉一半而不再去責難。”但更多場合，國家利益才是日本知識人的最高目標，文明不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福澤諭吉宣傳自由、平等、獨立，鼓吹一身獨立則一國獨立。在他文明論中，“自由”“平等”的分量不多，而“獨立”是他關注的重點。他所謂自由，是要日本人改變自古以來官尊民卑的心理，盡自己所能參與國家建設﹔所謂平等，是希望日本國內的官民權利平等，讓百姓、讀書人可以參與國家輿論。所謂獨立，是鼓勵歷來依賴俸祿生活的武士階層在失去特權后自食其力，積極參與殖產興業，同時爭取日本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他要日本人首先人人謀自己獨立，然后國家才可安泰。“國家獨立是目的，國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手段有無數的層次，越多越好，而且非多不可。希望日本人“劃清內外的界限”，對外要堅決與外國人“爭利爭理”，把“日本國締造成一個兵力強盛、商業繁榮的大國”。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文”與“武”相對而言，指溫柔、和平，文明的對立面是暴力、戰爭。侵略這種損人利己的戰爭不道德也不文明。但近代日本思想中，戰爭是文明題中應有之義。福澤諭吉說國家關系隻有兩種，平時進行貿易互相爭利，否則就是開戰互相厮殺。“戰爭是伸張獨立國家的權利的手段，而貿易是發揚國家光輝的表現。”貿易、戰爭都是文明的內容。他提出，討論事物的得失利弊時必須考慮時間性（時代）和空間性（地點）。沒有絕對的善惡利弊，必須考慮具體環境，包括戰爭。他稱，“戰爭固然是壞事，但對敵人卻不能不戰。殺人固然違反人道，但在作戰的時候就不能不殺人”，“天地間沒有貫穿一切事物的道理，隻能是隨著時間和空間來進行觀察”，因此他是對外擴張的積極支持者。

國家利益至上，是日本近代各種思潮的共同點。自幕末權利概念傳入后，明治初年日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自由民權運動，批判政府專制，要求設議會、立憲法。但在國際關系上，民權派轉身擁護國權而支持政府。近代以來，日本從西洋輸入各種思想，出現了各種政治經濟黨派，但一旦遇到國際紛爭，無不支持對外強硬。一貫以在野立場批評政府的福澤諭吉，在甲午戰爭爆發后欣喜若狂，認為並非日本侵略，而是謀求文明、開化與進步的日本討伐阻礙進步的清國，將文明事業推向亞洲的行為。而原本倡導平民主義、和平主義，堅決反對軍備擴張和侵略主義的德富蘇峰，在甲午戰爭開始后，通過報刊積極支持出兵，煽動戰爭熱潮。20世紀初，輿論主張“對外實行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立憲主義”，認為以文明國統治野蠻國之土地，為天演上應該享受的權利﹔以文明國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是倫理上應盡之責任。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思想中，文明是追求、擴大國家利益的手段，被作為對外擴張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