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科技战略与诺贝尔奖【2】

其次，日本的传承精神是有目共睹的，这个传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相承下来。从日本诺贝尔获奖者的背景来看，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代际传承精神。日本科学家的独立、执著来自老师们一代代的传承，这些老师也独具慧眼，发现和培养出众的高端科技人才。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得到了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的推荐而到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留学；2008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小林诚和益川敏英都是“二战”以后奠定微粒子学研究基石的坂田昌一教授的弟子；2002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小柴昌俊的指导教授是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阳一郎，而南部阳一郎的导师是朝永振一郎；朝永振一郎、小林诚、益川敏英教授都是凭借在日本首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教授1946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而获奖；而201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根岸英一在攻读美国普度大学博士后学位期间师从已故的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赫伯特?布朗教授。

而日本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研究人员自由独立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数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终、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的经费申请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为独立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换句话说，独立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日本科学家还注重团队精神。就一些疑难研究问题往往各抒己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的整体力量。在学术研究方面，往往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提出某项研究课题，制定初步的研究计划，然后与一些学者或研究人员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制定最终的研究方案，密切分工合作，这也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因素。

此外，日本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1995年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的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位，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的73.3分、高级公务员的70.5 分以及演员的58.2分等等。在经济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进入21世纪初期以后，日本继续强化“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2000年提出第二期（2001—2005年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草案，建议将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和纳米技术和材料作为国家研究开发投资的重点战略领域。这一计划围绕“鼓励创造，发展科学”主题，提出国家振兴科学技术的最优先课题是：推进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使之具有灵活性、竞争性和开发性；增强产业、政府和大学整体的研究开发能力，使这种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2001年日本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五年基本计划，第一次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指标之一，提出要在“50年内获取30个诺贝尔奖”。在2001年结束的百年诺贝尔庆典后，日本政府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这一“诺贝尔奖计划”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当然，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不能完全以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少来衡量，科技政策也不应以获取诺贝尔奖为导向。但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推进科技发展是勿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重在奖励科学领域的最先发现者、发明者以及重大理论突破者，“创新”是诺贝尔奖的核心，而擅长模仿、缺乏创新恰恰是影响日本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诺贝尔奖计划”是在激烈国际科技竞争情况下，日本凸显“创新”，谋求发展的国家科技战略的重大转移的体现。诺贝尔奖的颁发有“滞后性”，日本近十余年来大量的科研投入逐渐取得成效。新世纪以来日本已有10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说明日本的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在上升。日本获诺贝尔奖的潜力增大，说明他们的“科技立国”、重视创造、积极培养高端科技人才的科技战略已逐渐取得成效。预计今后数十年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势头还会继续，因为诺贝尔奖是奖励那些始终如一默默无闻地做一辈子研究工作、甘于辛勤奉献、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不畏艰苦卓绝和寂寞的人们。日本科学家恰恰具备这种勤奋研究、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正因为如此，到2050年日本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是完全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