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面对“战争记忆”的日本学者——山口直树（采访文字版）【3】

第98次学术交流会后，山口直树与《读卖新闻》中国总局长在加藤隆则等合影

■像对待囊肿一样回避“战争”话题的日本人。

— 这样看来，北京日本人交流会虽然是纯粹的学术交流会，但在北京，在中日关系方面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口直树：我的研究方向是“满洲中央试验所”（现大连化物所）。这一试验所最后的所长是丸泽常哉。日本关东军曾希望委托满铁中央试验所进行军事研究，但遭到丸泽常哉的拒绝。

日本战败之后，其他的研究所都迅速废弃了研究项目，而丸泽常哉却没有这样做。他把研究资料都交给了中国。与落荒而逃的日本关东军相反，丸泽常哉选择留在中国指导、研究长达10年之久。他曾表示，“因为我对政治经济的无知，在侵华战争中也被利用充当了走狗。”虽然我知道其他科学家也有过类似表述，但说过这样话的、过去曾在日本殖民地待过的日本科学家中，丸泽是第一人。

我被丸泽的行为感动，为了研究满洲中央试验所而来到中国。我赞成丸泽先生关于中日友好的观点。

但现在，“中日友好”这句话已成为老生常谈。

在一次日本人交流会上，有人对战争议题提出异议，认为如果触碰到战争问题，就会妨害中日友好。

战争这一问题，真的与中日友好活动相矛盾吗？我不这样认为。日本知识阶层与中国知识阶层就战争问题进行的讨论已不鲜见。相反，我认为思考战争问题与中日友好及中日相互理解紧密相关。我非常惊讶有人认为提到历史就会妨碍友好。

加藤圣文在《满铁全史》中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日本商人开始建立与中国的联系。现在，“中国商务”成为流行。但是他们大多是“对历史无知，对政治无自觉，一味埋头于‘生意’”的商人。他们误以为自己在和中国“交流”。二战后60年，日本社会与中国表面上的交流越来越繁荣。但是这些“交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触摸到真实的中国。

我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接触到了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的日本人。因为他们认为“忘掉过去，以友好关系做生意”，因此他们看不到真正的中国。我们谈“未来志向”，但并不代表要忘记过去。瓦莱丽说过“不要后退，面向未来”，但本杰明也说过“有过去才有未来”。

唱着“中日友好”的宣传口号，表面上“干杯”，但实际上谁也不了解谁。这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因此，我们就必须思考，如何为中日友好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的作用。

— 交流会虽然举行了100次，但并没有获得直接利益。你是出于什么动机，让这个个人组织的交流会持续了这么久呢？

山口直树：首先，交流会是个独立的表现场所。有时候我会想，我在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活在学术领域里，通过学术交流会，我能够建立很多网络，这为今后的发展带来很多可能性。实际上，这些都是无形财产。

第二，日本与中国的研究者建立联系，为大家打开人脉。同时，普通人也能借此参与学术活动，开展广泛的交流。

我在日本时，有时参加市民科学研究室的上田昌文与湘南科学史恳谈会的猪野修治组织的活动。他们通常不从“上层”，而是从“底层”开始思考科学和研究。这与高木仁三郎的市民科学活动相同，都是日本非常优秀的学术活动。我受到这些活动的很大影响。

我虽然知道学术的艰苦，但长时间坚持下来，依然会有许多乐趣，比如认识新朋友。因此我会把这个交流会坚持下去。

但实际上，我并不是个会积极做这种事的人，我本来只会埋头研究。我感觉是被督促着走出来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我感觉到在与我相关的学术领域里，不进行更多的交流活动的话是不行的。于是我不再埋头研究，而是走出来努力促进交流。

— 从工作人员角度，会有哪些“愤怒”成为你进行这一活动的动机？

山口直树：我并没有认真验证“日本战后是否认真承担了战争责任”，而是认为战争与殖民地问题并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中日关系出现摩擦，至今为止两国仍为战争后遗症而痛苦不已。日本占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并没有真正直面战争记忆，我对此表示遗憾。这让我将注意力转向“满洲中央试验所”和哥斯拉，这可能也是我继续进行学术交流会的动机之一。我们这是 “爱与怒的北京日本人交流会”。（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