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面对“战争记忆”的日本学者——山口直树（采访文字版）

山口直树在鲁迅纪念馆

2008年1月，以中日学术交流为目的的“北京大学日本人留学生学术交流会”诞生了。这一交流会的主要参与者是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之后，这一交流会成为“中日之间知识的公共领域”，并更名为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

此交流会的创立者是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日本籍博士研究生山口直树。在6年的岁月洗礼之后，今年10月19日，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迎来了第100次纪念会。迄今为止，交流会的参加者已达约3000人。

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时，他们直面核电问题与战争，并就此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还利用影像资料进行了中日科学茶座交流会、中日历史茶座交流会等活动。

既无资金、也无后盾，就连固定会场也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个人开展的纯粹的学术交流会，已经进行了6年。这源于山口直树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持久热情。

山口直树收获了100次交流会，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到今天，他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6年。从“能坚持10次就好”到100次纪念会

— 山口直树的学术交流会迎来了第100次纪念会，你的心情如何呢？

山口直树：在京日本人的流动变化非常频繁。从一开始就参加交流会的日本人，现在基本已经不在中国了。那个时候，大概谁也没想到这个交流会能办到第100次。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办10次就已经不错了。可以说，现在“背叛”了那时的想法。

在北京的日本人小社会中，大家最不关注的就是“学术”。商务优先，而后是生活信息和社会信息，最后关心的才是学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2008年，我觉得有必要改变这一现状。

虽然我只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些事，但需要做的事却堆积如山。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帮助我持续到100次交流会的贵人。学术交流会聚集了身具各种才能的人，我想，如果没有交流会，我就不可能与他们相遇。例如，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的人精通世界语，在看了人民网关于我的报道后与我取得了联系。

— 交流会曾选择过核电、战争、中日问题等非常复杂的主题，这些主题是如何确定的呢？

山口直树：在学术交流会中，有关于“如何面对学术要素与现实”的主题。例如，核电这一主题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是我一向的态度。

在北京的日本研究者中，研究理科的人非常少。我本来是学物理的，后来改变了专业方向。对于我这样从理科转为文科的人，对于具有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知识的人来说，不能不选择“核电”这样的一个主题。

同时，中国人对这一主题有什么反应，我也很感兴趣。因此，从核电以及“第五福龙丸号”等，从外面看来都是相当深入的一些主题。

— 至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交流会是哪一次？

山口直树：虽然每次交流会的内容都意义深刻且非常有趣，但是从学术方面来看，印象比较深的是第8次交流会。人民大学讲师钱昕怡做的关于“吉野造作的中日合作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民革命时期”的演讲。这是首次有中国研究人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演讲。

其实，拜托钱昕怡做演讲是个偶然。有一次，我在书店发现了钱昕怡的著述，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棒，非常有趣。于是我在网上查了她的联系方式，并直接与她取得了联系。钱昕怡很惊讶有日本人和她联系，很快就答应了邀请。

实际上，钱昕怡对吉野造作做了极为缜密的研究。虽然那次的参加者还不到20人，但该研究本身的完成度非常高，并有非常丰富的议论。同时，与一般的演讲会不同，该研究同时考虑到现代日本与现代中国的问题，这从政治思想史来看是非常具有学术水平的。参加者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中国人，那次交流会实现了有中国演讲者参加的期望，这使我印象非常深刻。

— 在初次中国人演讲后，参加者的反响如何？同时，学术交流会会因此做出哪些变化吗？

山口直树：我询问了参加者的感想，他们都反映很好。因为能够交换真正的意见，因此感觉非常好。

钱昕怡本身并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教师，而是在人民大学教日语的老师。由于这次的缘分，我在人民大学进行了关于哥斯拉的演讲。以“北京哥斯拉朝圣”这一演讲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了人脉。

同时，我还邀请钱昕怡的学妹——研究儿童文学的徐园做过演讲。徐园是研究二战前日本四格漫画的研究者，即使在日本，也很少有研究者研究这一门类。她是第一位研究该方向的中国人，并获得了同志社大学的博士学位。我拿到她的论文目录后，就发出了研究会通知。在见到日本侨报社的段跃中先生后，他说“希望出版这本书”。实际上这是把论文当做图书来出版。

该论文主题为《二战前日本报纸连载儿童漫画史》，它成为第14届华人学术奖获奖作品。《朝日新闻》等多家媒体都以书评等方式对该论文进行了介绍。借助学术交流会，能将这部论文作为图书出版，说明交流会在各领域中都发挥着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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