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友好团体缺接班人 日本社会右倾冲击话语权

冰冷的中日关系让“日中友好七团体”出现在国内媒体上的频率大为减少。在日本，这些友好团体也正面临成员老化、会员减少、经费不足、作用下降的困境。“七团体”，是指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长期以来，中方民间团体乃至外交部门一直将其作为联系日本民间的窗口。但如今，无论是两国交流渠道的多元，还是两国关系的紧张，都会影响到这些友好团体的命运。笔者在日期间常与日中友好团体交流，最大的感触是，40年来中日两国以及各自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让彼此之间的接触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

友好团体成员减少经费紧张

在日中友好七团体内部，有人说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纯粹“民间”团体，其他或多或少与政府有关，如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不少成员来自执政的自民党，因此与政府最近。今年中国驻日使馆举办“中国大使馆·日中友好团体2014年新春会”时，七团体代表均到场。会上程永华大使特意强调“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这也是对七团体的肯定。

但日中友好团体正面临困境的现实值得人们关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曾在沟通日中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会员大幅减少。据该会原理事西忠雄回忆，最多时该会的专职人员就有50多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企业获得更多与中国交往的渠道，因此不再依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目前中日关系大环境，造成七团体很难扩展会员。日中友协的一位干部对笔者说，现在扩大新会员很难。此外各组织内部，成员老化、会员减少。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员最多时达5000人，现在只有2000多人。该协会一位事务负责人说：“减员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龄化造成自然减员，另一是景气恶化造成的，有的会员因退休收入减少而退出协会。”会员减少直接导致会费收入减少、经费不足。据说有几个靠会费运营的组织经费比较困难。如东京日中友好协会曾每年有500万日元余额(约合30万元人民币)，但2013年出现赤字。最近，该组织发信呼吁会员捐款。

尽管遭遇会员减少、经费紧张等问题，但日中友好七团体仍在积极推动着日中的交流。今年3月8日，在以“思考新的日中关系研究者会”为核心举办的“追溯当代日中关系的源流——对20世纪70年代再思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有200余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的学者和媒体人参加。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山田辰雄提议，每个与会者应把会议成果向300个人传播。该国际研讨会就得到七团体的支持。

找不到德高望重的接班人

如何培养接班人，是日中友好七团体的共同课题。有位七团体的顶级人物曾数百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10多年前，他就对笔者说要找接班人。但一位熟悉他的日本记者告诉笔者：“没人能接他班。他是这个组织的创立者，很多会员因敬重他而入会，但现在没人有他这样的威望和人气。”

这三四十年间，很多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最前列的有威望的人士相继逝去。有人感叹，今天在日本友好团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领袖人物已成传奇。2013年11月25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辻井乔去世，享年86岁。这是七团体又一代表人物陨落。辻井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Saison Group(季节集团)的创立者，该集团包括百货商店、铁路等各种企业。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辻井乔还是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诗人。

“今天的日中友好团体缺乏人才。”秋冈家荣对笔者感叹说。秋冈先生出生于1925年，1967年至1972年任《朝日新闻》驻中国特派员，曾见过周恩来数十次。周恩来在公众场合称他“秋冈先生”，而在单独会面时则称他“秋冈同志”。上世纪90年代，在秋冈先生召集下，“日中友好99人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独立的友好团体，笔者曾多次参加该会会议，会员包括各界人士，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秋冈先生回顾说：“在争取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时，日本各团体一致团结，结成统一战线;但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关系舞台从政治转向经济，人们开始关心怎样赚钱”。在他看来，友好运动不应赚钱。秋冈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陷入僵局，但日中友好团体缺乏打开局面的力量。他说，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友好队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领域，没有注意培养接班人。他说，今天日中关系出现问题，七团体议论最多的不外乎是呼吁日中首脑会谈、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等，但缺乏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议题。因为缺乏人才，严重影响友好团体对日中关系研究的深度，自然也就无法领导舆论。

笔者参加七团体活动时，较少见到中青年面孔。有一位友好七团体事务人员承认：“年轻人对我们的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参加。”日中友好团体大多存在高龄化的严峻问题。交流中有人告诉笔者，日中友好团体普遍存在“宣传不足”、“缺乏有活力的人才”问题。为吸引新会员，组织改革成为紧迫课题。

原伊藤忠商事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对笔者说，当年许多人参加日中友好团体，是因为他们反省战争，有赎罪意识，但当下一代缺乏这种意识。藤野说，上世纪70年代，许多日本人对日中关系有危机感，但现在日本年轻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他们如果想做些什么事业，会选择NPO(非营利组织)形式，而不一定参加友好团体。

前田久男是现任西东京市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协会现有40名成员，同时还有40名中国留学生会员。前田认为，日中友好团体缺乏经费并非重要问题，一个组织是否能搞活，还要看它是否有具有活力的“关键人物”，而且必须要有热情。立足草根，是前田的特色。他组织的日中友好交流偶有名流出席，但更多的参与者是退休老者、家庭主妇和学生。前田有一次打电话给笔者，说要为一位访日中国学者饯别，地点是靠近东京JR日暮里车站一家普通居酒屋。那天约有十来人参加，有中国留学生，还有普通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平常很少接触中国人，但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前田经常组织这样的聚会，并享受其中。尽管中日关系严峻，但草根间的交流氛围很亲切。笔者还认识一位开茶艺店中年女性，曾跟随丈夫到中国常驻，并取得中国茶艺师资格。她在日中友协中非常积极，中国学生举办汉语义塾，她也热心协助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