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拔高自我对外意识的渊源

■ 日本国史画帖《大和樱》中描绘的神功皇后征伐三韩

古代亚洲以中华文明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为中心，地处亚洲东部几个岛屿上的日本，自然远离这两大文明。所以，古代日本人怀有强烈的自卑意识，通过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等方式积极吸收这两大文明。但这个争强好胜的民族又不甘人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逆转式思维模式，向两大文明的中心主张自我，不仅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更发展到以“神国”自居，鄙视邻国，进而一路向着侵犯邻国土地、攫取邻国资源的方向狂奔以致万劫不复。以下是对日本对外意识发展过程的梳理。

阿倍“故居”现“鬼魂”

留学变成擂台赛

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改名为晁衡）作为留学生于公元716年来唐，因遭遇海难一直未能回国，在唐生活五十余年，与李白等同时代文人留有不少唱酬诗作。他在唐之事迹也被看作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但日本平安时代（794-1183年）的文献对此是怎么描述的，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江谈抄》中有篇题为“吉备入唐间事”的小故事。故事说吉备真备（717-735年在唐）作为遣唐使来到唐朝，因唐人听说他学问才艺都相当了得，便要加害于他，让他住进一个晚上闹鬼的高楼里。谁知半夜出现的鬼魂居然是阿倍仲麻吕，他说自己当年身为大臣来到唐朝，被关在这个高楼里，因唐人不给食物而活活饿死。于是在阿倍鬼魂的帮助下，吉备在《文选》讲读、围棋技艺上都打败了唐朝高人，得胜回国。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变成了恐怖剧！

《江谈抄》的记述并不是孤例。相近内容可见于平安末期的古抄本《吉备大臣物语》和《长谷寺验记》，甚至有《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成书于12世纪后半叶）传世。由此可见，关于阿倍在唐朝被妒贤嫉能的唐人虐待致死的故事具有相当的传播范围。

同类故事还可举出《今昔物语集》卷十一第11话，说的是留学僧人圆仁在唐期间（838-847年）的遭遇。因会昌灭佛，圆仁慌忙间逃入用人血染布的纐缬城，九死一生，最后依仗比睿山药师佛的法力才脱离险境。当然，那样的纐缬城纯属虚构，圆仁传记《慈觉大师传》和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记》都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同样内容却可见于《打闻集》《宇治拾遗物语》等笔记小说集。

一般认为，上述故事中的高楼或纐缬城是日本当时知识阶层对中国先进文化所怀有的集体恐惧心理的象征。但在故事中吉备真备和圆仁又在学问才艺法力上大赢唐朝高人。吉备他们本来是为了提高学问才艺来到唐朝留学的，如果本领如此了得，又何必来留学？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反映的是派遣遣唐使这一行为背后日本人扭曲的自尊心。

构建华夷小帝国

“倭建命”成楚霸王

《日本书纪》是向中国主张自我的第一本史书。在它之前的《古事记》中，当时政权的所在地“YAMATO”用我国唐以前的史书对日本的称谓“倭”来表记，把这一地区的大力士表记为“倭建命”。而在《日本书纪》中，“倭建命”被表记为“日本武尊”，具有了明显的对华意识。《古事记》中的倭建命是个被皇权边缘化的悲剧性英雄人物，而在《日本书纪》中，作者借用《史记》中“力能扛鼎”之类有关项羽的语句描绘他的英雄气概，他四处征战，讨伐“男女交居，父子无别”、“衣毛饮血”的蛮夷，天皇还告诫他在动武前必先“怀之以德”、“自令臣顺”，这无疑是在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世界。

“征夷大将军”一职自794年大伴弟麻吕首次受命以来一直存续到明治维新前夜的1867年。而日本模仿中国鸿胪寺掌管蛮夷，建造鸿胪馆接待外国使节，则是六世纪初的事了。试图建立一个模拟中华的小帝国，应该一直都是古代日本政治的出发点。到了满清统治中国，“华夷变态”登场，日本开始主张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