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为中日关系打开一片天空【2】

中日双方也需要考虑如何重拾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地区视野。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我们这个地区共同的骄傲。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国家，超越地缘分歧，一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而东亚走的则是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意义不亚于欧洲。

东亚最具多元和宽容特点。我90年代在柬埔寨维和时，一次在西贡休假，漫步街道中，走进一个大堂，里面供奉着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毯，也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各拜其神，让我深为触动，别的地方恐怕很难看到。

正是秉承宽容精神，东亚各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纵横交叉的“同心圆”合作架构。以东盟为中心，以10+1、10+3合作为主渠道，由10+6对话(东亚峰会)构成外延。中日都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虽然是“小马拉大车”，但也挺有效果。我们同时构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韩合作。

现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要升级了，中韩自贸区也达成了，中日韩自贸谈判和16个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也已经开启。日本也同多个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

东亚区域合作和市场的整合与全球化是顺势和同节奏的，我们成功地赶上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潮，而且从中受益，许多国家的竞争力得到提升，东亚也反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扩大了9.3倍，30年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7%，现在达到25%，可以说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

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取得这般非凡成就，中国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程到本世纪初，中日两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抱负一直非常接近、努力也合拍，那也恰是东亚合作机制建设突飞猛进、各种创意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中国和日本出席东亚会议的代表团，都比着拿好主意，出创意。

然而，近年东亚合作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东亚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遮蔽。前几天美国智库学者问我，中国的东亚政策一直特别有效，好像2008年开始突然转向，是什么原因？

我不认为中国的地区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确实有多种作用力在冲击东亚合作进程。地区争议问题突出带来干扰，美国“重返亚太”强调安全议题增加复杂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也肯定会影响到区域发展。而中日两个东亚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关系紧张，对东亚合作必然有负面影响。现在两国代表团在东亚会议上很难再去商量怎么推动地区合作了，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怀疑。

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过去大家是有默契的，就是要优先合作与发展议程，但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每次各国领导人难得一聚，却是常常被负面议题牵扯过多精力。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更是中断三年。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的严重干扰。前几天一位新加波资深国际法专家说，所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成员都没有遵循承诺。我说你总要区分一下哪些国家是主动挑衅，哪些国家是应对吧。而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DOC原则，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中方不能不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进一步的挑衅。东盟显然难以约束自己的成员，有的国家还拉日本和美国为他们站台。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但无法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利益。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日本都是贸易大国，因此对西太航线的自由和安全高度依赖和关注，这应是中日的共识点而不是分歧点。但日本在争议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袒态度，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日方意图的警惕。

东亚合作平台上的“退行性”变化，将削弱本地区的竞争力，中日都不可能从中获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应合作推动东亚进程重获势头，最终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中国需要坚定自己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信念。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在东亚合作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这些新议程的推进，将为东亚合作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当前重要的是，要引导地区议程回归积极内容，重新由合作事务主导，而不是总被消极和争议的问题把持。期待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早日回到敞开心扉地对话、宽容互惠地合作的轨道上来。

前不久杨洁篪国务委员赴东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级别政治对话，释放出希望两国为关系改善共同努力的信号。中日韩首脑会议也有望下月初在首尔举行。所以，形势的发展令人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 傅莹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