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中日两国民众在交流中改变对方看法【2】

毕业式后与指导教授福田雅章老师合影

■中日两国民众在交流中改变对方看法

记者：您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与去日本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张荆：中国留学生去日本，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会各不相同，并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日本人也在受到我们的一些影响，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在日本打工的一个内容是教授中文，其中有一个学生是48年生人，比我大九岁。当时，他是从拼音开始学习中文的，后来我一直在教他，直到我离开日本。到最后，他都可以用中文建网站，交流学习中文的体会、谈有关中国趣事，向日本介绍中国。他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字。

我记得有一次在教授中文的过程中，他对我说，他经过一个弹珠店，那个店的门口，挂着一个横幅“中国人禁止入内”。于是，他就把店员叫过来了，他问店员，你们为什么挂这样的标语。他一把就把标语撕下来，并撕得粉碎。他说把你们店长叫过来，于是店长就出来了。“你不知道这是侮辱中国人的一个标语么？中国人也有高尚的。”他训斥店长。当然，这个弹珠店之所以挂这样的东西，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些中国人到他们店里会作假，比如使用假卡，或给机器做手脚，以便非法获利。尽管该店店长贴出来这个东西，也有他的理由，但是我的学生就受不了，因为他认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不好，而是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中国人。所以说，日本人在影响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影响着日本人。

■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经验责无旁贷

记者：回国之后，您除了在大学上课教书，还做了些什么工作？

张荆：我是作为国家人才引进项目中的一员，于2004年1月1号，正式回国的。4月1日开始正式在北京工业大学教课。当时，因为北工大要组建人力资源中心，我就作为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开始工作。后来，学校又成立了社会学学科部，我就担任社会学学科部的副主任。再后来又成立了法学系，我又担任了法学系主任。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犯罪学，不管领导安排我什么样的工作我都认真去做，但犯罪学这方面的研究，我一直没有放弃，并努力做出精品。

我认为，如果从现代文明来讲，包括从制度文明来讲，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借鉴。毕竟在日留学11年，能够把日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我感觉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比如说，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制度的进步。针对管制、假释、缓刑、暂时监外执行的犯罪人让他们在社区中完成非监禁刑期，接受社会矫正，通过专业人员和社区居民的管理和监督，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与犯罪人格，使他们成为一个新人。这项工作在10年前开始在上海、北京、山东、天津等城市作试点，20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但是相关部门对日本的经验还不是很清楚，而且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后来，我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亲自到日本进行实地调研，我曾到东京的一些“中途之家”考察，比如说到池袋“中途之家”、早稻田“中途之家”等做了一部分调研，看看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回来以后，我又根据一些文献、以及一些关于日本“中途之家”的翻译资料，针对中国的启示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又撰写成书。将日本一些经验介绍到国内之后，很多国内的“中途之家”的负责人跟我说，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怎么做“中途之家”。因为我做了很多实证调研，了解到日本“中途之家”开展理财教育，教授那些人回归社会后的生存之道，避免他们因不会计划生活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外，日本“中途之家”还教授矫正对象基本的交友方法。比如一些犯罪人员被释放后找不到一个好的去处，就可能会投入到以前的旧友当中去。因此，教授他们成功拒绝那些旧友在喝酒、吸毒方面的劝诱就很重要。把日本的这些做法介绍到中国来，对全国范围的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