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中日两国民众在交流中改变对方看法

本期人物：

张荆，男，1957年出生。1982年9月-1992年10月任职《青年研究》副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92年11月-1997年9月在日本明治大学、东海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97年10月-2002年3月考入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公共关系法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至今，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职教授、法律系主任。1988年1月 论文《论青年期》获全国1987年度青年教育理论优秀论文1等奖；1990年10月 论文《急剧社会变迁、社会整合与犯罪》获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10年优秀成果2等奖；1990年研究报告《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社会学研究》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优秀科研成果奖2等奖；2005年《在日外国人犯罪》一书获日本第六届菊田犯罪学一等奖；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六十年》（副主编）获北京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记者手记：

在与张荆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曾多次听他提起日本人在工作中的严谨态度。而我可以感觉到张教授自己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他在做调研项目的时候，总是非常认真地去做现地调查，并反复求证，力求准确无误。他说，向中国人客观地介绍日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表示，作为一名留日归国人员，这几年踏踏实实地做了几项工作，即把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日本的“中途之家”管理方式、以及日本不同体制大学的特点、薪酬制度的设定等、比较全面、客观地向国内业界做了介绍，在比较研究中提出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借鉴这些经验，希望中国在改革前进的道路上能少走一些弯路。

张荆教授。

采访实录：

■去日本留学纯属“无心插柳”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去日本留学的？当时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张荆：我是1992年去的日本，当时其实我对日本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出身，鉴于几十年前发生的中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我对日本还是有反感的。另外，我没有学过日语，一直学的是英语，所以对日本不是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太关注过这个国家，只知道这个国家有过一段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来，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妻子是国家登山队队员，有一次她带着日本人去西藏登山，其中有长野信州大学的老师是登山队的队员，在西藏停留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大家彼此逐渐熟悉，那个老师就说你想不想来日本留学？我夫人跟我商量，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同意她去了。我本来一直联系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不过后来历经曲折，却接到日本明治大学老师的邀请，我到该校做了访问研究员。这样也让我们夫妻能够在日本一起生活了。

去了日本以后，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国家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第一点是觉得这个国家很干净。第一天到了日本以后，我夫人的保人把我领到家里，因为当时已经天黑了，也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如何。第二天醒了以后，我往窗外一看，路面跟被雨冲刷过一样，特别干净，天是湛蓝湛蓝的。第二点，看到人们都点头哈腰的，觉得很有礼貌。尽管如此，我仍然对这个国家不太感冒。不过，我在日本呆了半年之后，开始觉得这个社会挺有意思，值得我们去学习。头半年我一句日文都不学，一种情感上的拒绝学。后来我觉得这个国家有他先进的地方、文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开始学日文，在找录音听的同时，还到日本的区役所去学习，那里有专门设立的非常便宜的日语课程，只有200日元，其实就是去喝茶聊天，每天都可以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接受日本文化，不再抵触了。

■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体验社会底层的不易

记者：当时中国人去日本留学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多吧？

张荆：当时是90年代初，中国人去日本留学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在80年代、90年代，出国留学最热门的还是美国、加拿大、英国这样的欧美国家。我的同学，特别是在北京的朋友们更多地倾向于去欧美。我去日本算是机缘巧合，纯属个例。在我决定好好学习日语之后，就慢慢喜欢上了日本文化，最后从访问学者到留学生，而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一桥大学，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上野公园赏樱花。

记者：初到日本，您对周围环境或者说日本文化是否有不适应的地方？

张荆：太有了。中日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而且过去我也没有关注过这个国家。我到了日本以后，先是在明治大学做访问研究员，访问研究员是没有钱的，所以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在大学这个层面上你可能感觉不到压抑，但是去打工时，在日本社会的底层还是能感觉到了压抑。

刚开始找工作比较难，找到工作之后也什么都不会。而日本人做什么事都认真，中国人的性格是差不多就行。但在日本，工作时间必须不停地去干活，你稍微停下来歇一歇就有人提醒你，几乎每个人都是劳模。有一次我在巧克力厂打工，正好是情人节前夕，临时干两个月的那种短工。那个工厂全是残疾人，而我属于正常人，去了以后我干活很快，干完了就站着歇着。但别人就会说你不能停下歇着，需要拿个抹布擦一擦工作台什么的，站着等不行。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往盒子里装糖，一个盒里需要放六块糖，像我觉得一把就可以抓六块，但是其他人不这样，都是用两只手，一个手抓三块。针对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不能接受。后来和工段长熟了，聊天时他告诉我，这里工作的都是残疾人，你干的太快会让别人有压力，我们这里是一个集体，需要保持速度一致。因为日本人工作都很认真，不会偷懒，但是你给别人太多压力的话影响这个团队的合作，所以你要放慢速度。另外一个数糖问题，我知道你一手就能抓六块，但是你要考虑别人，而且还是一手抓三块糖错误率最低。许多中国人大概觉得多一块糖少一块糖算什么，但日本人做任何事情都会特认真。所以我觉得在日本的打工经历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