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性看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3】

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成因

首先，日本部分政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言行是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使然。

日本式人际关系有这样的特点：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将二者切换。这一特点较突出地表现在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中。“建前”是指“表面一套做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在与人交往中，区分出哪是“建前”哪是“本音”十分重要。这在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家的“失言”现象。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看来，人的失言（口误）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国民性的视角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日本人的“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失言，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表达的场合错了。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为其慰安妇问题发言道歉时就称，作为日本广播协会会长那样讲是不应该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其所讲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错误。

安倍首相对待历史问题也有其“建前”与“本音”。他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这是他的“本音”。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在外表上不得不加以掩饰。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是人格分裂，但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安倍在掩饰“本音”上是较为老练的政治家，是其心智成熟的表现。

其次，日本民众与日本右派政治家在对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上认同感日趋增强，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则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

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他力再生。这一特点较突出地表现在日语中的“kejime（罪己）”与“misogi（祓禊）”这一对概念中。从日本人使用“罪己”的具体语境来看，它要求做出“罪己”的行为主体要对自身行为做出不同程度的责罚。有日本社会学家称，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观念，不仅是日本神道祭礼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日本人净身洁心谋求新生的重要仪式。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异。最普通的罪己是从社会声誉上自罚，如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其次是从经济上自罚，如自行削减工资。再次是从社会地位层面自罚，如主动辞去公职。最严厉的罪己是对自己处以身体上的责罚。轻者，剃光一头秀发，或参拜庙堂百次等；重者，自杀谢罪。分析日本人“罪己”的事例会发现，所谓的“罪己”，虽表面上是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者对自身行为将受到何种责罚心里早有估算。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的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这样即使不能回避他罚，也有助于减轻他罚的程度。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即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非由日本领导人承担。大家都有责任，结果几乎就等同于都没有责任），这句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对此曾有过很精彩的评述：忏悔是先于他人追究责任之前陈述自己的责任，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自责是通过坦白、忏悔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图免去他罚。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从而扭曲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