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安倍经济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3】

2.“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的缺陷

尽管如此，随着“安倍经济学”逐步失去新鲜感、日本经济逐步回归至日趋衰退的原轨道，针对“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的批评意见也日益增多。不可否认，结构性改革难以摆脱日本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更无法触及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顽疾，进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

其一，“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解决政府“妥协性”和市场“有限性”的根本问题。诚如高柏所言，“非市场治理结构”是日本政治经济系统的典型特征。这一表述不仅客观指出日本政府治理经济的政策局限性及主体缺失性，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容易与相关利益集团取得妥协，导致政策推进落实的不全面、不彻底。另一方面，这一表述也说明日本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特征，即特定利益集团容易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实现对个别市场的局部性垄断，并最终导致市场的非公平性竞争及利益分配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由是观之，“安倍经济学”中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赋予政府在相关改革政策上的绝对主导力，更没有隔绝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相反，政府却更加依赖传统的利益集团来推动氢能源汽车、机器人、iPS细胞等核心产业的开发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结构性改革没有赋予市场充分的主体性地位，也未能建立起完全由市场来协调国内经济资源的调拨与分配、并由市场来决定相关产品及服务定价和利润分配的运作体系。

其二，“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始终未能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沟通的良好机制。尽管为提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效率，安倍政府重新梳理并调整了部分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意图通过这些主要的政策咨询机构，把政府的相关政策及政策意图第一时间传递给市场及相关行为主体，但这一片面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解决市场与政府之间沟通不畅的现实矛盾，更没有起到“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及反馈的功能，致使市场及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与政府政策的具体意图之间形成较大落差。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增加工资这一关键问题上。尽管安倍本人及安倍内阁频繁要求企业为员工涨工资，同时通过相关政策咨询机构释放信号，但仅有一小部分大型企业给予了回应，广大的中小企业没有或者说难以做出必要的回应，最终这一近似于行政命令般的改革措施也未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工资水平和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显然，安倍政府在加薪问题上与日本的企业界存有一定的认识偏差。

其三，结构性改革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市场需求，最终演变为“无关痛痒”的政策调整。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机械订单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与2014年日本国内机械产品订单额分别增长至25.6万亿日元和27.89万亿日元，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29.71万亿日元）。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幅也同样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增长仍然有限的事实。“安倍经济学”中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显然偏离了企业的投资期望，没有从根本上增加或扩大市场需求，也没有培养市场的潜在性需求，最终使企业扩大销售、增加生产的预期下降，企业的追加投资亦随之减少。对此，理查德·卡兹（Richard Katz）告诫称，尽管安倍晋三正竭力诱发通货膨胀，从而促使日本消费者信心得以恢复，但信心建立的关键方法仍然依赖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借此改革以重塑日本企业滞后的竞争力。日本学者高田创也告诫称，“安倍经济学”成功与否取决于日本企业的态度。

其四，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颠覆战后日本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难以触及经济运营体制的核心部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转变为垄断法人资本占有制，这是日本法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也是统治战后日本经济70年的核心制度。在这一基本经济体制的笼罩下，日本政府俨然成为大财阀、大企业所垄断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辩护者，政治家与经济财阀之间已经形成高度融合且相互扶持的利益综合体。针对这一根本性的结构弊端，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应符合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背景，更应彻底废除把日本整个国家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传统体制。但恰巧相反，安倍政府作为日本政治的集中性表现，更是主要经济利益持有者的代言人，没有也绝不可能对业已固化的经济体制或利益分配机制采取革命性的修正措施。另一方面，实施产业政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即（1）完备的法律基础，（2）发达的市场条件，（3）先进的信息收集、处理及交换手段。尽管日本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条件，但仍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条件，个别行业或产业常年垄断的结果导致集团性政治经济利益群体丛生，这也是阻碍结构性改革推进与落实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归一教授就曾指出，日本市场若实行彻底的自由化，则绝不可能扶植出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

其五，“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未能从本质上重塑积极、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动因。事实上，当前的日本亟须思想观念上的彻底革新与进步。安倍政府并没有推动日本社会朝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反却使社会整体变得更为保守、更为滞后。实际上，“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升级、八十年代中期的日元汇率改革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体制调整等，都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日本从一个重商主义的封闭型社会不断向自由主义的开放型社会转变”。更有学者从另一视角指出，战后日本延续着战时的“1940年体制”，并且这一体制始终是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但随着日本经济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1940年体制”已然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亟须适当的改革与调整。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鼓吹“开放与自由”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却加紧对日本社会保守化的引导与教育，致使日本社会及国内经济离开“真正的开放”渐行渐远。进一步而言，安倍政府“竭力”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真实意图并非完全是为了日本国内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更为注重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强化保守政治的统治能力，说到底，就是“借经促政”，抑或是“借经强政”。安倍积极调整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从另一侧面表现出安倍本人意图强化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及决策力的真实想法。或许在安倍看来，发展经济并非其执政的第一要务，强化保守政治领导才是其根本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