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安倍经济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

作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友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友骏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发表《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陈友骏认为，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陈友骏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陷入困局以来，始终无法摆脱复苏乏力的硬疣。尽管泡沫经济崩溃后历届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但实则收效甚微，有的甚至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复苏。在此背景下，2012年末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为了破解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局，增加经济增长动力，安倍政府推出了集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为一体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被冠以“安倍经济学”。应该说，“安倍经济学”诞生之初，受到了日本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加之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对内推广，相关政策举措博得了一定的认可。但好景不长，2014年第二、三两个季度日本接连出现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现实使安倍政府频遭质疑，并引发外界对“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结构性改革（即所谓“第三支箭”）的严厉批评。

提及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做深入解读：其一是指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改革，即废除、调整或更新现有的经济政策决策机制或经济运营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等，促使经济运行走上更为合理、更为高效的发展道路；其二是指中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即政府借助特定的产业政策等干预性措施，调整优化现有的整体经济结构或某一经济单元的结构配比，使各产业或各行业之间的占比与均衡达到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二者表面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因各自适用范围的错层而相互分离，但实际上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联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制度结构改革，还是经济结构改革，其目标均为实现合理的结构性改革，进而为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或微观经济的战略突破创造理想条件。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再平衡，不仅要充分反映政府治理经济、改善经济发展条件的意志与决心，更要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内在规律。为此，结构性改革应做好多方面的重要协调。（1）实现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2）落实结构性改革需协调好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与短期因素。（3）强化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协调关系。“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基本符合上述理论逻辑，其实质目标也是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所不同的是，安倍政府显然没有处理好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协调关系，更没有充分认识到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实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从而导致其结构性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安倍经济学”倡导结构性改革的动因

由于结构性改革可以创造巨大的增长动能及经济财富，因此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倍政府启动以来，同样高度强调结构性改革对促成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效能，希望通过综合性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增强日本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和对外竞争实力。安倍政府的这一政策决断隐含着诸多动因。

1.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业已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激进的货币政策并非拯救日本经济的“良药”

从经济政策的理论视角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行为短期化和忽视结构及制度变迁，而日本政府正是过于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救助，致使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未能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萧条，反而“陷入到更深的体制性危机当中”。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性支出都未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反而导致了财政赤字大幅攀升，政府债务累积，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同样，美国著名学者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认为，日本不缺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少了结构性改革，后者是引发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海内外学界及经济界对日本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批判与警示昭示，唯有结构性改革才能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阴影。

2.海内外就振兴日本经济的建言献策始终把结构性改革作为政策落实的第一要务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国际经济界的主流观点就已把结构性改革定位为日本实现经济复苏、根除经济长期衰退硬疣的根本之道。中国学者冯昭奎就曾指出，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经济结构，已经逐步成为21世纪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日本经济评估报告》亦曾劝日本尽快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建议包括增加劳动力、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吸引投资、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等，同时强调日本必须进一步加强金融框架的稳定性建设，提升针对金融系统风险的监管。 作为对此的积极回应，日本经济学家榊原英资坚定认为，结构性改革是实现日本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宝贵发展时间的主要推手。

3.“安倍经济学”的既有实践证明，结构性改革是拯救日本经济的唯一可行之路

实际上，从“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的结构排序来看，金融政策（第一支箭）、财政政策（第二支箭）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分属第一、二、三位，由此不难发现，安倍政府初步的经济政策重心显然偏向于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但错误的政策导向并没有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创造足够的动能，最为明显的佐证就是2014年第二、三季度日本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所谓“安倍经济学”第一、第二支箭均已射出，且日本政府的负债规模随之节节攀升，日本央行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亦几乎接近市场可以接纳的底线，因此，结构性改革被视为能够拯救“安倍经济学”的唯一希望。

综上所述，结构性改革的失败是日本后泡沫经济时代的硬疣，未能根除日本经济长期萎靡、复苏乏力的顽疾。推进并落实结构性改革是纠正日本经济颓势的当务之急，也是决定“安倍经济学”成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