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讲谈社中国史著作在华热销的启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翻译日本讲谈社著作基础上，推出的简体中文版同名丛书《中国的历史》，首印的两万套刚上架即供不应求，一个月内加印三次。日本《新华侨报》近期文章表示，这套十卷本历史著作能够掀起“历史热”，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妨反思：此种现象何以产生？

文章摘编如下：

无论鉴于纸质出版物受数字阅读的冲击而呈现萎缩势头，还是当今社会文史哲学科边缘化的现状，这套十卷本历史著作能够掀起“历史热”，都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妨反思：此种现象何以产生？

虽然三言两语难以回答清楚，但从出版物作为商品，满足供求双方需要的角度入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疑问还是能够迎刃而解。

正如丛书译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所言：“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这里“独特的优势”除了地缘相近，再就是历史上日本长期从中华文明中汲取养料，文化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由此形成的深入细致了解，为日本开展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近年来，发行单本书或将文章结集、将旧作辑为丛书，是中国出版业策划“大学者为大众著书”时的常用方式。如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中华书局的“大家说史系列”。其中不乏成为品牌者，名家旧作多次重印，也足以体现经典的魅力，然而，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学者所著中国史在华热销，即折射了这一缺失：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能够体现研究进展和动态的高水平同类读物，目前并不多见。

对此现状，有中国资深出版人指出，出版界与学术界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是关键原因。当然，改变绝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说这套书的走红，表明中国读者对“以专业的方式做普及的学术”存在很大期待，总结经验，有所借鉴，仍不失其必要性。

首先，《中国的历史》各卷的作者汇聚了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佼佼者。相比中国学者偏于专精，日本学者在通识上更胜一筹，由此形成宽阔的学术视野，得以居高远眺，“一览众山小”。提及语言能力，熟练运用英语、汉语的日本学者不在少数。而阅读第一手资料和原典的能力，恰恰有助于增进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有所比较、得出结论。

此外，日本的学术研究态度严谨，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的作者宫本一夫先生为了写作，足迹遍布中国多地，参与大量的考古发掘；《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鹤间和幸先生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内地来考察。

其次，将专业知识写成大众读物，介绍学界的最新成果、观点，使知识的传播最大化，是日本学者素有的传统。而中国学者在现有学术考评体系下，大多无暇或不愿做这样的普及工作。其实，雅俗共赏并非易事。

再次，出版社具备较强的组稿和发掘能力。日本的学术出版同样需要自掏腰包或出版基金补助，但出版社常与专业领域的人士约稿，起到了鼓励和支持的作用。而且，出版社对作者及其学术研究给予尊重。另一位中文作序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认为，套书“鲜活地保留了原作者的想法”：“人文社会的优秀成果一定是学者个人的东西，这套书就把丰富多彩的学者的思想呈现了出来。”

应该说，上述三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一流作者是高质量著作产生的前提，民众的文化水平通过阅读得到提高，又势必推动全社会的进步程度，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