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样评价《菊与刀》【4】

《报告》认为，《菊与刀》有超出一般政策报告的学术意义，并举例说明本氏曾被认为有共产主义倾向，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本氏虽已过世，但仍与合作者一同遭到非难。作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者，《报告》不认可拉米斯的工作。依笔者蠡测，拉米斯本来就是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我注六经者希望对方进入自己的领地，似乎过于幽默。

近年日本读书界的动向证明，《菊与刀》畅销不再，常销依然。据1997年的资料，该书累计重印超过上百次，印数愈230万册。日本人口约为中国十分之一，此不啻天文数字。近年又有两种新译本——角田安正译本（光文社2008年初版）、越智敏之、越智道雄译本（平凡社2013年初版）。在日本学界，承认《菊与刀》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研究的嚆矢，已是一般认识。

笔者想说的简单至极。第一，《菊与刀》不妨一读。第二，对于此书，除了当初就事论事的评论外，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如以上简述的数种。第三，研究方法。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域外对《菊与刀》的批评和反批评多在意识形态或成书的战争背景层面展开，这些言论似有一个自明的共同前提：承认或至少不否认该书符合学术研究规范，书中包含这样那样的错谬，恰好意味它存在可被证伪的一面。该书早期的日本读者、晚近的中国乃至其他国度的读者，往往是在“接受”该书属于科学研究的说法后，才进入阅读的。因此，撕开成书背景或意识形态倾向的“外壳”，并不能逻辑地引领读者否定《菊与刀》的学术研究性质。

当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以及种种的“后续”，使今人面对日本文化时，难以回避多重复杂的因素。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出入《菊与刀》这类产自西方学术规范的研究？曩时，竹内好曾撰《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又撰《作为方法的中国》，考察不能搬家的近邻，我们自己的方法仍需磨砺。供图/陈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