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记一：日本是大国，还是小国？【2】

中国著名的日文翻译家唐月梅教授曾这样描述：“日本人的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大陆国家那种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并处在温和的自然环境之中，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纤细的感觉和纤细的感情。”但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教育家内村鉴三看来，“（日本）人们盘踞在蜗牛大的国土上，沉溺于琐细的事物之中。”因为“日本人的天下不过是远东的一串岛屿。”

的确，日本国土37.8万多平方公里，约中国的1/30。而且，日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土地适合农业和居住，更多的是山，但日本却有1亿多人口。这种拥挤感恐怕只有让现在的台湾、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体会。每次在东京，我都能体会能体验到空间的压抑与窒息，设想一下如果上海再多3倍人口，会是怎么样的！

经历过五年前“311”海啸地震的一位日本朋友说，那年，真的有绝望感，真的想要到大陆地去生活，岛屿实在太不安全了。对此，100多年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曾这样自怜道：“（日本人）我们生逢这自由、独立、充满自信的现代社会，却不得不去忍受孤独之痛苦。”

作为智库学者，我并不想过于赘述日本人这些在文学层面的痛苦感，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国人，当中国在过去五年的GDP总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过日本，并成为后者的两倍有余，且还会不可阻挡地呈现三倍、四倍甚至更多的趋势时，在我们眼里应该被发现日本“小国”的某些优点与长处，却也被不知不觉地错过了。

尤其是，当我们恍然发现，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事业，且现在长期保持着全球经济、技术领先与靠前位置的能力。中国人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千万不要因为仍然存在着对日本不正视历史的憎恶感，而迷住了我们发现“对手”优势的眼睛。

在我看来，除了技术创新、社会文明外，日本至少有两个特点，中国本应重点研究，却很少在舆论中得到重视的：

一是“一党优位”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秘密，中国人还没有准确琢磨出来。二战后，日本自民党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算起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这也算得上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毕竟，这是在权力开放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次“选战”，才得以蝉联执政、一党长期独大的。

无论这种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诟病的政、官和财“铁三角”，或是金权政治、派系斗争。但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体制一度让日本获取国际资源和强大治国理政的能力。尤其是19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1960年更是创纪录了实现了21.4%的增长奇效，这份成绩单远比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要更优异。中国人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令日本人能够设计出灵活与精巧，让日本作为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发展，并在二战实现民族的二次复兴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理论议题。

二是“保守服从”的日本大众心理的塑造，对中国社会来讲也仍是一种困惑。日本大众普遍具有明显的秩序意识和从众倾向。一般日本人比较尊重权威，尤其是在这种大众心理下形成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在197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的家庭高达90%，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当然，20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0%，有一本书叫《下流社会》日本畅销书描述了日本的衰败。但曾经的日本民权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仍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

在上一本专著《大国的幻像》中，我曾专门讨论过“日本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其中一层意思是中国崛起，如果日本都没有研究透，那么，恐怕中国崛起总感觉差那么一层意思。而在近新出版的专著《美国的困惑：一位智库学者调研美国的手记》中，我反复强调，美国模式不是中国能学的，那么，日本的模式能够借鉴的是否更多呢？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著有《美国的困惑：一位智库学者调研美国的手记》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