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访日手记（四）：  日本，一个被传统与现代“撞”出来的国家【2】

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有这样的分析，“单从中国化考察日本的七、八世纪，就忽略了日本历史上的国内成分。这两个世纪里的主要政治及社会变化，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急剧倒向中国文化的副产品。645年的大化政变，认为是有意识地追赶中国的开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权化、使新兴贵族阶级的特权制度化的开始。”

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人一到日本，首先会感叹的是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会如此干净。垃圾箱虽然很少，但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在京都清水寺的旅游区里，我看到有日本人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塑料袋，把冰激凌的包装纸放进去，再装回背包中。朋友告诉我，他们会一直背着这个塑料袋回家，放回家中的垃圾袋。

日本人的卫生习惯也与外力的影响相关。因为大瘟疫而改变公共卫生体系和民族卫生习惯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属日本。1858年，美国海军一位感染了霍乱的水手把病毒带到日本，一场大瘟疫在日本暴发，3年中共夺去28万人的生命。因瘟疫所迫，日本解除了对西医的禁令。而在这之前，日本人的医学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医。公共卫生的概念从此伴随着西医进入日本社会，日本人对疾病和健康有了全新认识。

1868年，明治政府宣布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场改革也意味着日本人卫生观念的大变革，它促使日本民众更加重视公共卫生，把保持健康与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与民族能否强大联系在一起。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苏珊·伯恩斯认为，从那时起，日本人不再将疾病看作是个体和私人的事情，而是蕴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这些新兴的概念之中。

除了战后的社会变化,制度重建也为日本文化坚守维护传统创造了条件。为什么日本能够在大规模地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保留或恢复了很多传统社区呢？

日本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曾在《再造故乡魅力——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一书中，讲述了17个故事。我走在那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就想到了这17个故事，也想到了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社区民众。战后日本政治和制度的重构，使得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成为决定自己社区面貌的主要力量。

传统上，日本基层的自我组织能力就比较强，而美军占领期间推行的制度建设更是加固并且提升了日本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力。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写道，“没有一次占领是如此注意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日本的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也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只能是采取民主主义原则、科技文明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的结合的形式。加藤所说的民主主义原则就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变革相关。

我想再用一个时髦的词——工匠精神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的成员经常赞叹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短短几天，我们就感受到，日本人对生活和工作的精致追求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火车站旁的一个小便当店，柜台左下侧装有一个只有一尺来宽的洗手池;旅馆里提供的梳子有一定的弧度，正好可以贴着头梳理;牙刷是小头的，可在口腔里灵活地转动;所有的公共厕所小便池旁都带有一个装着除味剂的小盒子;咖啡杯有把，茶杯无把，原因是手摸茶杯不觉烫时，杯中的茶正好在60度左右，是茶香最浓的温度;木筷子不是一头粗一头细，而是两头都细，一双筷子两头可用，既当公筷又做私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