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主編：我們看日本就像在看鏡子

擠在北京核心商圈一隅的一個不到４０平米的辦公室，制作著一本每天都要賣出超過１２００本的雜志。這一雜志是關於日本的。

《知日》，中國唯一一本專注介紹日本的雜志，在紙媒普遍下滑的時代卻保持穩定的銷量和影響力，它誕生於日本料理密集的北京東部商區，也誕生於“對日本的好奇”。

知，日

在萬國城ＭＯＭＡ一個復式小開間裡，《知日》的年輕人們正在為下一期關於甲午戰爭的選題做資料搜集准備。桌上，攤開著大部頭的《中日甲午戰爭全史》全冊，日文原版書、武將紋樣、散亂的樣書……

“我們要做甲午海戰，要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講，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在那幾個小時發生了什麼。”主編蘇靜說。

就在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誕生了《知日》書系，定位於國內唯一專門關注日本的媒體品牌，中國人了解日本的一本紙媒刊物。蘇靜說：“我要設計一個產品出來，它要持續滿足對日本文化需求的人群。”

《知日》的讀者是１８歲到３０歲的年輕人，主要生活在北上廣。在蘇靜眼中，這是一群理性看待日本的年輕人。

和人們想象的“知日派”不一樣，３３歲的他並未在日本留學或者生活，工作，“正因為不了解，所以才對很多問題有好奇，我自己就像客戶體驗官，或者制片人。”

自２０１１年１月創刊迄今，知日每期圍繞一個主題：從奈良美智到制服，從貓到犬，從明治維新到武士道，從妖怪到森女，從日本禪到斷舍離，已出版２１本系列讀物。蘇靜介紹目前每期銷量可達５萬到１０萬本，遠超乎他想象。

蘇靜是個出版人。喜歡日本文學的他發現，當他在網上搜集日本資料時，隻有零散信息，並沒有媒體持續、系統地關注日本。

“人們所知道的都是‘關鍵詞’，給了我們細分市場的機會。”他看到了商機，並在每一期都使用一個“關鍵詞”來統籌策劃，讓這許多主題特輯不僅成為了暢銷書，也成為了長銷書。

調性

蘇靜說，日本融合東方和西方，是一個堡壘，如此特別，這是它的“調性”。

《知日》編輯部希望讓日本成為中國年輕人觀察人文、歷史和經濟的一個角度。 “不是光講動漫，我們既會講歷史，也會講時尚，就像一個萬花筒，其實就是一個角度。這是我們獲得這樣關注的原因。”蘇靜說。

《知日》第１２期《斷舍離》以三個活字印刷的鉛字為封面，介紹這三個字蘊含的“日本整理與收納的最高哲學”。“斷＝不買、不收取不需要的東西﹔舍＝處理掉堆放在家裡沒用的東西﹔離＝舍棄對物質的迷戀，讓自己處於寬敞舒適，自由自在的空間。”

書中介紹道：丟掉對物品的執著，不僅周身的環境變得清爽，連內心也會從壓力中解放。這便是“斷舍離”的目的。“斷舍離”不是簡單的整理術，它是一種教人放下心中執念的理念，一種生活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哲學。

在蘇靜的堅持下，《知日》看重不斷增加歷史的細節，傾向於搜羅材料、不下結論。

以《明治維新》一期為例，編輯部花了很大力氣展現一個“多面的、立體的，並充滿新意的百年前日本”，上至天皇與政府首腦，下至武士與庶人，涵蓋歷史、人物、飲食、繪畫、攝影作品等方方面面。

蘇靜認為，《知日·明治維新》的特點是真實、真實，還是真實。“它還原了這個歷史劇變時期最全面的日本人文風貌，能極大地滿足你的好奇心。”雜志介紹寫道。

以日本做角度而非范圍，所以《知日》選題很跳躍，不同於常規。接下來，編輯部即將制作日本制造專題、汽車、以及雜貨特輯等等。

鏡子

蘇靜認為，日本這個細分的話題能夠擁有十萬受眾，成為一種“強需求”，是因為“我們看日本就像是在看鏡子”。

他看到的日本，是一個樞紐，不同文化需求的人們在這裡各取所需，“就像一個萬花筒”。

這一觀點與旅日作家毛丹青不謀而合，他將這種心理需求稱為“借鏡”。

毛丹青說，日本在現代化上走過的道路、所碰到的問題，還有這個國家對待自然的關懷，對我們有參考價值。

“了解日本是為了豐富自己的智慧，靜下心來，不要一味表白自己。”他認為，在了解中國的同時，還要更多地認識“外面的事情”。

毛丹青相信，日本文化整體對亞洲，乃至對世界都是很獨特的存在。“日本文化不僅僅是對中國年輕人文化消費的作用，更關鍵是在世界上比較奇異的存在。

《知日》編輯部沒有預料到的是，幾乎所有的日本媒體都對《知日》有所報道，《朝日新聞》等都報道了中國這一群８０后的年輕人在介紹日本文化。

“中國年輕人有越來越強的願望來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願望大於表達自己的願望，這是意識上發生的根本的轉折。”毛丹青說。

“親近”與“藩籬”

毛丹青說：“日本現代社會保留了中國人的許多記憶碎片，很令人震撼。”

他認為日本對漢字、筷子的使用都容易讓人產生親近感，日本寺院建筑是中國古代傳統形制。

“公元６０７年７月３日，遣唐使小野妹子來到中國學習文化，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中日兩國仍然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７８歲的李宗厚說，他曾任日本使館外交官，如今已退休。

李宗厚說，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友好時期多於交戰。“我們都生活在東北亞的屋檐下，矛盾不是不可調和，這需要政治智慧和國民理性。”他說。

在中日兩國關系起起伏伏的大背景下，一本文化雜志也經歷沉浮。

２０１２年中國多地舉行反日大游行，蘇靜說，當時連微博也不能發。“並不是官方禁止，而是在當時的氛圍下，發任何東西都不合適，經常有不理性的人沖上來罵你。但兩周后就好多了。”

但在蘇靜看來，對日本懷有不同感受的年輕人其實很少互相影響。“反對、支持和想了解日本的都像平行宇宙，互相看不見。”

他覺得，９９％的人都分別處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隻有那麼１％的人，有時會闖進對方的宇宙。“他們都不理解對方。但人都是從不理解到理解。”

“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不管基於什麼目的，多了解他們總沒有錯。”蘇靜相信，困難並沒有“那麼夸張”。

蘇靜認為，如何使用新的語言體系向中國年輕人講述日本文化，是最大的難點，也是最講求技巧的地方。他著迷於“怎樣從舊的裡面發現新的”。

他舉例《燃》那一期就是一本勵志書，燃是日本特有的精神狀態，所謂的“燃性”，是指對事物的熱情。

雜志中介紹：“燃燒的斗魂、職人精神、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嚴謹認真、忠誠、節義與勇猛……他們是日式精神的核心能量，是‘燃’精神的最好詮釋者。”

蘇靜相信，打破藩籬就是“要把很日本化的概念抓出來，同時又能讓你產生代入感”，編輯部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專題燃燒起年輕人共同的生命熱情。

“這是一個充滿解構的時代，而我們的人生不要一片虛無的荒漠。”雜志中寫道。（記者梁賽玉、姬少亭、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