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要参拜幕后推手：遗族会票源与企业主献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下图)，被国际社会批为向“东方纳粹”顶礼膜拜，加速开动历史倒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上图)，代表国家承认二战罪责并向全世界道歉。新华社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右图)，被国际社会批为向“东方纳粹”顶礼膜拜，加速开动历史倒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左图)，代表国家承认二战罪责并向全世界道歉。新华社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此举令日本陷入孤立。安倍对国际社会的公开批评似乎全然不顾，又提出从2014年开始，两年内遍访南太平洋诸岛“追悼战死者”。日媒分析称，这体现了安倍个人追悼战死者及收集遗骸的强烈愿望。众所周知，安倍是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无论是安倍国内参拜，还是海外追悼，都离不开某些日本势力的鼓动或支持。而日本遗族会等社会团体和一些日企一直是日本政要参拜、否定历史和制造麻烦的背后推手与金主。

日政要为保遗族会票源参拜

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者有“日本遗族会”、“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和“战友会”。日本遗族会成立于1947年，当时叫“日本遗族(二战阵亡军属)后生联盟”，是当时各种“遗属”团体中规模最大的，有104万个家庭，约800万人为实际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战后近70年，日本遗族会以及同年代的战友会第一代会员大多作古，分散在各地的战友会陆续解散，对靖国神社的捐款能力逐年下降。1998年成立的“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是目前支撑靖国神社的主要资金源，2002年为靖国神社提供的资金大约为1.2亿日元(当时约合120万美元)。该会约有会员7.2万人，年龄大多在70岁左右，每年会员数减少千人左右。

据《朝日新闻》2006年8月12日公布的调查，靖国神社约70%的收入是以“祭钱”以及捐款、“玉串料”等特定宗教活动取得的。尽管具体的收支数目不对外公开，该报通过几个渠道了解到，靖国神社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85年，达到38亿日元(当时约合1000多万美元)。之后，企业以及会员的捐款等逐年减少，到2006年基本维持在最高时期的一半。收入减少的原因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数逐年减少，尤其曾经动辄捐款几百万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去世，其后代对靖国神社兴趣不大，捐款也大幅减少。

2005年，曾有日本遗族会头目向《读卖新闻》表示，组织面临着“存亡危机”。在2004年参议院选举中，遗族会推举的议员的得票率比上世纪80年代少了3/4。遗族会2005年曾向政府提出一个法案，要求对“遗属”的第二代支付10年的“特别慰问金”，期待将其影响力再维持10年。曾有统计表明，日本遗族会约17万人是日本自民党党员，因此被自民党看成是“重要票源”。在遗族会的推动下，自民党在1980年的选举中打出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口号。遗族会对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大。1981年4月，311名议员组成“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之会”。来自自民党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现任首相安倍及众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自然可以获得日本遗族会的青睐和支持。

遗族会悄然兴起海外慰灵潮

“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石川好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日本遗族会与日本政要的关系，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战争年代，一些被征男子在与父母分手时预感到“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所以悲情地喊出“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他们的遗属也憎恨战争，追求和平。但当听到有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时，会变得癫狂，认为这种“反对”就是不让他们看望战死者的亡灵，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常被日本政客和右翼组织利用。

日本遗属中不乏正义人士，很多不满被政治操纵的遗族离开遗族会，在各地成立以“反省战争责任，实现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和平遗族会”。和平遗族会成为聚集“日本良知”的旗帜性组织，每年举行“反对首相参拜，反省国家战争责任”大会。

从思想理念上看，日本政府为避免追究天皇的责任，与日本右翼在慰灵问题上是既合作又对抗的。而安倍公然提出两年内遍访南太平洋诸岛“追悼战死者”，实际上提高了海外慰灵活动的级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唐永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遗族会与众参国会议员、厚生省之间，形成牢固的铁三角互动关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压力团体。日本遗族会还让海外慰灵悄然兴起。伴随着1964年日本国民出国实现自由化，许多地方组织、遗族、旧军人团体纷纷走出国门，依托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内阁赔偿外交打下的基础，以公益援助为手段，以追求和平为口号，在一些国家建立慰灵碑。

对资助者要进行具体分析

2005年3月，中国媒体曾罗列出部分支持编撰右翼教科书的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如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曾有朝日啤酒的名誉顾问公然声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的资格。”对此，唐永亮认为，许多日本企业向靖国神社提供奉纳金、为美化日军侵略行径的历史教科书提供资助，这其中除了日本国民的宗教意识、风俗习惯等因素外，也不可忽视冷战后日本日益明显的右倾化社会生态对这些企业的影响。二战结束已近70年，日本基于战争教训而持坚定和平主义立场的人越来越少。而伴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左翼势力的明显式微，也使得日本和平主义力量日渐削弱。

商务部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认为，日本一些利益集团在背后支持着日本政客，是他们形成决策的推手。其中很多企业也曾为中日建交以及日本开拓中国市场做出过巨大贡献。当中日关系出现紧张时，它们也应出来化解矛盾。唐淳风奉劝日本有良知的经济界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军国主义的复活，约束日本政界要人，不许他们将日本重新引向战争。

日本原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川上义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从来都不去靖国神社。日本当年发动的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对那些引导日本走向战争的人，我无法做到低头默哀，我只想骂他们是‘混蛋’。”他认为，对于资助、捐赠靖国神社的个人和一些团体、企业，需要进行分析。那些参与“政治献金”的企业，寻求的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回报、立法回报、利益回报，有的可以被(中国)列入“黑名单”。而一些民间的、宗教性的捐款，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性、信仰性的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