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最初登陸中國是以“艷俗”的面目出現的【4】

高倉健和村上春樹

高倉健和村上春樹並沒有什麼關系，一個已經去世，一個依然健在，屬於不同代際的日本人。但兩個人都在中國有過或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都和流行文化有關。高倉健代表的是“文革”之后，趁著歷史機緣進入中國的日本大眾文化，而村上則趁著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氛圍在中國興起，兩者都填補了中國流行文化的空白，並成為標志性的符號。作為一個后發性的現代化國家，中國接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輸出的流行文化，接受其內在的精神影響，這幾乎是必然的宿命。反言之，目前中國還不可能向日本輸出高倉健、村上春樹式的人物，並在彼國產生巨大而持續的影響。

今天看來，像《追捕》這部影片遠算不上經典，當初在日本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卻在中國產生爆炸式的轟動。除了高倉健的硬漢形象之外，影片向彼時的國人呈現了一副現代都市生活的形象，如私家車、私人飛機、高架橋、地鐵、服裝和發型等，這些曾讓中國觀眾震驚。村上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實際上也就比《追捕》晚幾年而已，寫的也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與電影的符號化相比，村上的小說更具有內面性，寫出了個人在大都市的精神和生活狀態。

如果說高倉健已成為一個懷舊式的角色，而村上仍屹立於潮頭，持續發揮影響力。這二十多年裡，中國開始急劇的城市化進程，商業社會迅速膨脹，人們不再關心社會宏大敘事，轉而專注於個人生活的營造，專注於裝點個人精神世界。在村上春樹之前，內地也流行過瓊瑤、金庸的小說，但這兩類小說屬於農業文明的暢銷書，逐漸跟不上時代的需求。村上的小說點撥個人如何在大城市中品味生活，更符合城市化浪潮的社會需求，正是都市白領和小資群體成為村上的擁躉。

相對於過去長期的集體主義思潮，回歸個人化生活是好事。正如姜建強所言，村上小說裡的“我”總有很強的私語性和個人性，這種內面式的生活方式強於外在性的社會價值生活方式，也可認為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個反叛和重生。然而，一味沉浸於個人的小世界裡，用物質來裝點這個小世界，滿足於一己的情趣和悲歡，對廣闊社會漠不關心，對現實問題視而不見，這就明顯墮入犬儒主義了。村上小說的內在危機和負面影響，也正在於此。

村上心儀的作家是卡夫卡、菲茨杰拉德、卡弗等人，也汲取了這些人的文學營養。村上試圖在流行文化的外殼裡，裝進純文學的內容。可是，論寫現代人的異化，他比不上卡夫卡﹔論寫一代人夢想的幻滅感，他比不上菲茨杰拉德﹔論寫普通人的現實窘境，他比不上卡弗。如果說村上還努力向純文學靠攏，受其影響的中國年輕作家就遠不如他，如衛慧、安妮寶貝、郭敬明之類，這些人借鑒了村上流行的元素，卻離純文學精神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