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2】

其后日本歷史進入了由武家集團掌握統治實權的鐮倉時代，並一直維系到明治維新之前，在此期間天皇與貴族往往成為盛大禮儀慶典中的華麗陪襯而已。

所謂武士道沒有固定內容的道德規范和信條。所以，新渡戶稻造曾寫道“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則的規章。它並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傳的、或通過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學者之筆留傳下來的格言”。在中世紀的早期，所謂武士道是曖昧不清的，大多數場合只是一些武士的行為准則與訓令而已。武士道對天皇幾乎很少提及，卻要求崇信神、佛，並且大多是要求武士自我約束以及處理武士集團內部關系的條目。江戶時代前期的《葉隱聞書》（1716年前后）的核心內容就是對主君的絕對忠誠與隨時赴死的決心，其余就是為人處事的一些訣竅。該書的講述者山本常朝就明確地說“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麼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江戶中后期，隨著幕府推進以儒學為中心的文教政策，武士階層開始廣泛地接受儒學的影響，以至於使《葉隱聞書》長期無人問津，也使所謂武士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江戶末期，由於西方列強的強大壓力促使“尊皇攘夷”運動興起，德川幕府黯然下台，西南各藩下級武士積極地投身並推動變革。所以新渡戶稻造認為：“翻開現代日本的建設者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的傳記，還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還活著的人物的回憶錄來看一看——那麼，大概就會知道他們的思想以及行動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進行的。”

近代前期 幾被遺忘

但是，明治初期新政府頒布了“征兵的詔書”（1872年）、“征兵令”（1873年）、“廢刀令”（1876年），推動實施“四民平等”政策，使武士階層失去了原來所擁有的身份等級特權——作為武士而言最主要的特權是從事戰爭的特權。除了原來的貴族和明治維新中建功立勛者變成“華族”，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以及從事其他雜業的民眾變成“平民”以外，武士全部變成了“士族”。所以明治時代民間史學家竹越與三郎認為“所謂武士道不外乎是武士、即士族這個階級（階層）所具有的一種道德的立法，但是即使這種道德存在於這個社會，士族在當今社會裡，無論在社交上還是政治上都不存在了。隻不過是在戶籍上還保留著士族的名義……財富成為制約天下的大勢力，可以斷言二百萬人的士族幾乎都沉淪於下層。”

明治新政府急於消除原來武家專權的痼疾，由明治天皇頒布《軍人敕諭》（1882年），宣稱力求消除明治以前的“中世以來的失體”（即武家當政），命令軍人應該遵守的道德是“忠誠”、“禮節”、“武勇”、“信義”、“質素”等5條項目，名義上的所謂“武士道”一句也沒有提，大體反映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立場與態度。因為真正原版的“武士道”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對主君的絕對忠誠，可是那個“主君”並不是天皇。

近代日本知識界對武士道也有各種疑惑和爭論。因為進入明治時代，日本社會經歷了西方化的急風暴雨式的洗禮，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個人權利意識、科學精神、市場經濟觀念以及民權思想的影響。對於簡單主張絕對服從、抑制自我以及輕蔑工商業的武士道自然不會有什麼好感。至少在明治時代前、中期的日本社會，武士道幾乎被人遺忘，甚至也未必是一個十分光彩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