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4】

渲染“神佑” 喪失理性

雖然古代神道忌避殺傷與血污，但是為了尋找日本獨特的要素，有些傳說非常夸張地渲染了日本軍隊受到了“神佑”，以加強武士道與神道之間的緊密聯系。國學者丸山正彥在他1912年出版的《大日本者神國也》中說：“明治的軍人繼承維新志士的精神，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尊崇皇室，即深明尊王之大義……而且在敬神之事上，雖然明治二十年前后稍稍有一些疑慮，日清（之戰）神佑赫赫。前線的樺山大將首先信服了黃海的神佑，參與實戰的軍人也一同承認神祗的存在。至於日俄之役的殘酷程度也印証了神祗的威力所及，受到極大的承認，聽說甚至是豪膽的兒玉大將在奉天之役（1905年3月日俄戰爭中在沈陽附近的最大的陸戰——作者注），也祈禱神佑。在凱旋以后最為盛大的就是靖國神社的祭拜。”由此可見，至少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當時的日本軍隊並沒有對所謂的“神佑”特別當一回事。只是因為通過所謂的祈禱神佑而獲勝，才開始了神道信仰。顯然，這一方面是在為時刻面臨傷亡的軍人安慰、打氣，另一方面又是向日本民眾宣傳日本軍隊因為“神佑”而戰無不勝。當然這更強化了武士道的非理性主義的傾向。

近代日本帝國兩場大規模對外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雖然給日本的國家與社會帶來了莫大的驚喜，但是也導致難以逆轉的趨向。其一是引起戰敗國民眾的強烈敵視以及國際上對日本今后走向的高度關注和警惕﹔其二是引發日本國內極端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其三是在國民中構筑了日本軍隊戰無不勝的神話並擴大了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超乎尋常的影響力，而這也恰恰釀成了日本軍部與青壯派將校日后跋扈的原因。近代日本帝國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車，以難以阻遏的蠻力奔向不歸之路。

鼓動軍民 “視死如歸”

進入昭和時期，官方文件裡很少直接明確地宣傳“武士道”，這反映了日本統治集團上層對不太容易統御的武士道抱持一定程度的警戒心。就像1932年的“5·15事件”、1936年的“2·12事件”中右翼少壯派軍官以“清君側”為由，襲擊了當時的政府高官以及財閥那樣，武士道可能成為某些突發事件的催化劑。而大量宣傳的是所謂以“天皇主義”為核心的“國體”理論與國家神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