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

研究的起点是找准自我定位——访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

许多年前，卓南生曾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位“来自一度被改名为昭南岛的新加坡青年”，这句意味深长的身份表白在他其后几十年旅日生涯的映衬下显得耐人寻味。出生于被日军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求学于战后“国论二分”时期的日本，成名于传达“亚洲心声”的国际时评，那个当年带着满腹疑问负笈东瀛的狮城青年，在执着求索、学以致用的人生旅途中绘就了一幅博学、明辨、善察、慎思的个人画像。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辗转走上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之路，又让卓南生与同根同源的中国结下了更深的渊源。然而，时至今日他在字里行间对“华侨”“华人”“华裔”的审慎区别，又不由得让人体察到这位古稀老人的内心深处对政治身份和文化归属的敏感与自尊。

从新加坡到日本再到中国，从政论家到记者再到学者，从观察政界到蜚声报界再到投身学界，卓南生用“吾道不孤”来纪念他羊肠九曲、栉风沐雨的追问之路。而陪伴与慰藉他的，除了高山流水的同道知音，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相、真知、真理的求证精神与敬畏情怀。从就读命运多舛的南洋大学到力排众议、选择不被看好的赴日求学，在谈及早年人生转折的最初心路时，卓南生神思凝重，“我们所处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你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对你的身份认同有自己的定位”。

“我们那个时代经历了身份认同的挣扎”

“我出生在新加坡，我的父母是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广东省的潮汕到南洋谋生的，先到泰国，后在新加坡定居。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新加坡并且改名为昭南岛，我就是在这两个月之后诞生的。虽然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军占据时期，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小时候，家长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都会说‘日本兵来了’‘宪兵队来了’。长大一点后，我从左邻右舍或长辈们的聊谈中，从小学同班同学丧失亲人的遭遇中可以肯定，日军的南侵行为和‘大检证’的屠杀事实是铁证如山的。日军占据时期是新加坡的一场灾难。所以，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日本兵为什么会来到新加坡，我从小就多少想要了解了。”

“在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一直是作为一个单元（即马来亚）来讨论的。那时候，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群众大会。特别是1955年召开了万隆会议，那年我十二三岁，正读小学六年级，但是在学校的课堂里，同学们已开始关心时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1965年，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所以在那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青年人都很关心政治，因为你不管政治，政治会管你。同时，大家都比较有抱负，都会有一种‘梦’，都有‘理想’——该怎样为新生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卓南生说道：“我在新加坡接受的是比较完整的华文教育，小学换过几所学校，1956年到1958年读初中，1959年到1961年读高中。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所以像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都看过。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文化，虽然教科书中介绍得不多，但基本的脉络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从小就比较倾向文科，对政治、经济、社会都比较关心，对记者这个行业也非常感兴趣。万隆会议那一年，我的一位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印尼的苏加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总统、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我的第一本剪报集就是关于万隆会议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身份认同的挣扎、矛盾和心理斗争的。我出生的时候是日本昭南岛市民；1945年日本走了，新加坡又变回了英国殖民地；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而非独立，因为英国不太放心；1963年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成员后，我们又有了马来西亚的国籍；等到1965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我们又成了新加坡公民。正是因为这段历史，我们对华侨、华人、华裔分得很清楚，并且能够说得很清楚。万隆会议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所以初中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争论，你究竟是中国人、是华侨，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既生于斯，就应该留下来为新生的国家去奋斗和努力。当时非主流的思潮就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所以我有一些小学和初中同学（为数不多）悄悄地跑到了中国。”

卓南生停顿片刻道：“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经过了二次大战的洗礼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我们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思考自己应该为新的时代、为新生的国家做些什么。像‘为谁读书？’‘为何读书？’这些问题，虽然那时候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大家心里都在想，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1962年，卓南生进入南洋大学学习政治学，两年多之后，就走上了留学的道路。但他并没有选择当时学位受官方承认的英联邦国家，而是执意去了日本。卓南生回忆道：“其实我高三时就想过要留学。20世纪60年代初，在‘哥伦坡计划’(ColomboPlan)的推动下，日本派专家到新加坡来免费讲授日语，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学校推荐去学了几周的日语课程；到了南洋大学后也一直在学日语。后来我申请到日本留学，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