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信札将亮相拍场 反映其建国后思想转变【2】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在编纂《年谱》时，郑子瑜请周作人自写幼年及八年抗战时情况，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谱大要》、《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登载，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杂诗的创作则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1958年至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的史料。(完)(记者 应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