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日本选择性型塑战争记忆背后的荒唐逻辑【2】

选择性记忆的“内核”

太平洋战争成为日本战争记忆的主体，这与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社会战争观的塑造有因果关系。按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GHQ）的历史解读，太平洋战争的“真相”是这样的：美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国家，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人士等稳健派同军国主义者是相对立的政治势力； 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隐藏和遮盖了战争真相，欺骗了日本国民。

时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在反省战争问题时采取了模糊开战责任与战败责任的策略，提出日本战败的原因是：（1）战争能力的急速毁灭，（2）原子弹的出现和苏联的参战，（3）不适合日本的统治，（4）政府、官吏、军阀导致日本出现“动脉硬化”，（5）国民道德的低下。而裕仁天皇也是从日本为什么战败的角度来反省这场战争，他认为日本战败的原因是：“我个人太相信皇国，轻视欧美。我国军人太重视精神，忘记科学。明治天皇时代，有山县、大山、山本等名将，这次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军人跋扈，不考虑大局，只知进不知退所致。”

从美国占领军到日本天皇和首相对日本战败原因都十分默契地突出强调了美国的因素，绝口不提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历史解读方式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影响至关重要。

每年8月，广岛、长崎都会举行大规模核爆纪念活动，把日本描绘成二战“受害者”的形象，但很少提及日本遭原子弹攻击的历史背景。以广岛为例，今天的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广岛是“清白无辜”地遭受了核武器攻击，以突出其悲惨性。但事实是这样吗？一位英国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历史的真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队就是从广岛出发开往前线的。明治天皇当时就把他的司令部放在这里。……原子弹爆炸时，广岛是皇军的第二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一指挥部在东京）。简而言之，那时候这座城里满是军人。”

广岛、长崎核爆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日本社会战争受害者意识的最大支撑点就是广岛、长崎核爆，其对战争责任感普遍缺失的原点也在于此。

选择性遗忘的“黑洞”

记忆的背面就是遗忘。时光的流逝会使群体记忆中失去很多的记忆内容，羞耻感和罪恶意识会使某个群体有意识地遗忘某段历史，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这种倾向比较具有代表性。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国民并非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闭上了眼睛。”

战败后日本社会关注的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战败的责任。东久迩首相提出了“一亿总忏悔论”，本应是对“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被偷换概念变成了对“战败原因”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