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2】

相比而言，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重光葵、贺屋兴宣等）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

其次，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曾明确、公开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二战罪行进行过认罪和道歉。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无疑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的“惊世一跪”。他在向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二战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感动了无数波兰人，也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震动。“华沙之跪”成为德国请求世界宽恕德国二战罪行的标志，也让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的知识精英也有深刻的历史负罪感和自我批评精神。战后德国出现过有关“集体罪责说”的争论，即是否每个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罪行负责。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表示，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每个德国人都需要进行个人的良心反省，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进而找到真理。

正是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即便是在战争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也丝毫没有松懈。2013年1月27日，默克尔总理在犹太人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表示：“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正是这种勇于正视历史、勇于认罪、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德国得到了邻国的谅解，为它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德国相反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和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认罪和道歉，而且还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些国家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