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刊文：日本或重蹈歷史覆轍 中國須做好准備【5】

“島國根性”與極端民族主義

人們常常發問，為什麼日本這樣一個島國，在近代“不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屢屢成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策源地？個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僅從地理和民族性傳統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就在於日本統治階級的“島國根性”。

自古以來，日本就存在著兩種“島國根性”。一種存在於廣大日本國民之中，優點表現為勤勞、頑強、謙恭、易於滿足等，不足則表現為自卑、小氣、服從等。然而，“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這種民族性在統治階級身上發生了畸變，走向另一個極端，自卑畸變為狂傲自大，小氣則流變為褊狹固執，最終發展成為極端民族主義。

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一是“皇國論”，即宣揚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變”，天皇“萬世一系”，應當“君臨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廣”﹔二是“大和民族優越論”，認為大和民族居於“神州”，是“天之子孫”，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日本文化優於其他民族文化。

在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蠱惑下，日本不少“變革先驅”都露骨地提出了侵略擴張的主張，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中直言不諱地講到：“世界當為郡縣，萬國之君當為臣仆。”為實現這一征服世界的目標，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國，“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鬆陰則主張日本要“取朝鮮，掠滿洲，壓中國，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豐國（指豐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島國根性”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得到了徹底的反映。事實上，這些所謂“變革先驅”，大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強先進的技術思想和擴張理論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后來均被日本政府所採納，“大陸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政略戰略文件便是這些思想主張的具體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歷史表明，日本統治階級正是沿著上述極端民族主義的道路將包括日本在內的不少亞洲國家一步步推向災難的深淵。